兴安证券大智慧,他因何被权奸诬陷而处死呢?
兴安证券大智慧，他因何被权奸诬陷而处死呢？
于谦的死。其实罪魁祸首就是明英宗朱祁镇。
于谦是大明的忠臣，所做之事也基本都是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着想。可是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好，不一定就是为了朱祁镇好。维护了大明的利益，不代表同时就维护了朱祁镇的利益。忠诚于大明，也不代表就是忠诚于朱祁镇。
说到底，朱祁镇并不是一位贤明的皇帝。
之所以会发生“夺门之变”，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明代宗朱祁钰重病难治，卧床不起。可他立的太子朱见济又早早夭折，所以导致了当时的大明当时没有皇储，所以才会人心浮动。
按照从前朱元璋的祖训来说，当时理应继承皇位的第一人，应该是在这些皇侄当中最年长的朱见深，也就是之前被朱祁钰废掉的前太子，也是明英宗朱祁镇的长子。可是这样一来，之前跟着朱祁钰身边的这些老臣，这些得力助手就会非常害怕，怕朱见深如果真的上位之后，开始秋后算账了可怎么办？所以当时大臣的想法都是，另立藩王。当时大臣们选中的就是襄王，但是这个提议，直接就被于谦给否定了。
当时的于谦，在朝廷之中的声望非常的高，因为土木堡之变后，指挥北京保卫战大获全胜，挽救大明社稷与崩灭的边缘，避免了大明的崩溃以及覆灭。所以当时朝中所有的大臣，都非常的信赖与敬重于谦。朱祁钰算是于谦一手拉上位的，对于谦的态度更是极其的尊敬，并且经常封赏于谦，还没事就去看看于谦，跟于谦沟通沟通感情什么的。
在朱祁钰在位期间，于谦与朱祁钰的感情更像是老师和弟子。这对君臣之间的感情，已经不是简单的臣子君主那么简单了，甚至是有的朝政大事，于谦都可以直接说了算。虽然当时于谦的职位是兵部尚书，但是实际手里的权力，却不单单是这么简单。
所以，朱祁钰病重之后，在没有皇储的情况下。下一任皇帝立谁，于谦的意见其实最为重要。而且，就算是曾经做过皇帝、如今却已经被软禁起来的朱祁镇，只要于谦坚决反对他再次登基，朱祁镇就绝对不可能上位。
不过，于谦却选择了做自己应做的分内之事。
在商量皇储的问题上，于谦提议让朱见深继位比较好，比较正统。朱祁钰对于于谦的提议，也不表示愿意接受。当然，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朱祁钰接受不接受的问题了，就算朱祁钰活着的时候不同意，但是等到朱祁钰归西之后，大臣们只要向太后上书，以朱见深的身份位置，以及血缘等等方面，朱见深的继位都是最合理的。
虽然讲道理来说，这个皇帝之后就应该是朱见深的。从大局来看，朱见深是最合适，也是最合理，最稳妥的。但是总有个别使坏的坏蛋，他们的利益是违反常规操作的，他们不希望朱见深直接继位，而希望拥立曾经被俘虏过的明英宗朱祁钰再次复辟。这些人就是以石亨，徐有贞等人为首的奸臣团队。每口大锅里总是避免不了会有几条坏掉的鱼，但是这几条鱼却大大的影响了大明的发展走势。
这些人因为想靠拥立朱祁镇复辟，捞取一大笔政治资本，所以他们开始策划夺门。他们这么做，只是单纯的为了迎立之功这个简单，却没想过朱祁钰到底适不适合做大明的皇帝。昏庸的皇帝，和一肚子坏水的奸臣，显然是最合拍的搭档。再者来说，当时朝堂之上把握大权的，都是以于谦为首的忠臣团队，石亨，徐有贞等人根本就挤不上去。所以他们为了自己能够得权，也得搞点事情出来不可。
但是如果想要把于谦拉下马，换一个心中对于谦有所隔阂，或者说有点记恨的皇帝，朱见深显然是达不到这个程度。而且朱见深上位显然是并不会搞倒于谦，那这个人选就非朱祁镇莫属了。所以石亨，徐有贞等人直接不迫不及待的趁着朱祁钰病重期间，带人闯入南宫，迎回被囚的朱祁镇登基，发起了“夺门之变”。
而朱祁镇复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的将于谦，以及许多景泰年间的重臣下罪入狱。
无论是出于私心，还是出于对夺门党的承诺，于谦都是必死无疑的境地，而当时勉强能替于谦说话的内阁大臣商辂，也被连带着索性也被下罪入狱，并且被罢官，只要是朱祁镇在位的时候，他就永远都并不能靠近京都。
这样一来，于谦就真的必死无疑了。
当然，在夺门之变发生的时候，于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当时他作为兵部尚书，在朝中声望巨大，而且又可以直接接触兵权。所以当时只要于谦振臂一呼，带人重新把朱祁镇赶下皇位，然后自己再拥立朱见深登基。这样一来，他非但不会被清算，反倒会对朱见深有拥立之功，在新的时代拥有更大的权力。
但是，对于于谦这样的忠臣来说，这个计划，等于将他推向了反贼的方向，这是于谦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夺门之变发生的时候，于谦什么都没有做，只是选择静静等待，第二天正常上朝，去迎接自己必死的命运。
于谦不是不知道自己会死，他只是选择了平静迎接自己的命运。而他所求的，只不过是明朝这次皇位交替过程中，权力的平稳过度而已。
于谦本人真的是清正廉明，“两袖清风”这个成语其实就是因为于谦才产生的。于谦真的是一位纯纯的清官，什么灰色收入，什么收受贿赂，只要是能跟不合法，不合理沾边的事，于谦真是半点都不沾。于谦被查处的时候，家里正屋中锁着的，也只有朱祁钰赏赐的蟒袍，武器等一些宝物。除了之前朱祁钰赏赐的这些东西能被叫为宝物，其他的，也没什么值钱的宝物了。
于谦下罪遇害的消息，被百姓们知道了之后，百姓无一不为于谦哭冤，无一不为于谦心痛。由此可以看出，于谦在百姓的心中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而且当时死的不仅仅只有于谦，朱祁镇复位之后，可以说是把朝堂的上上下下，全部都清洗了一遍，之前很多京师保卫战的功臣，以及内阁辅臣之类的大臣，通通都被朱祁镇以各式各样的罪名逮捕杀害驱逐。在德胜门之战中，曾击退瓦刺首领的将领范广，更是直接被凌迟处死。基本上这些个忠臣能臣，无一幸免，死的死，散的散，几乎差不多被朱祁镇给收拾干净了。
于谦的确是功臣，忠臣，可是英宗却不见得是一位明帝，贤君。在正常的百姓眼中，于谦绝对是不该死的存在。但是在那些别有心的人眼中，于谦却是他们掌权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为什么说崇祯是极其不成熟的政治家？
这么说崇祯，其实是客气的，事实是：崇祯皇帝，根本就不算个政治家。
虽然崇祯皇帝这一辈子，十七年如一日的励精图治，吃用都十分简朴，为国家大事操心劳累，最后更以煤山上吊的壮烈，惹了后世多少人一把同情泪。但以政治家的标准说，崇祯何止是不成熟？更是严重的不合格。
下面这三个致命的毛病，就是崇祯作为政治家，根本就不该犯的。
第一个毛病：缺少忍耐力。崇祯皇帝的在位生涯，出名的就是急脾气，一件事办下去，几天不见效果，立刻就是各种怀疑上脑门，然后不是瞎指挥，就是换人办罪，只要是认真办事的官员，通常都给坑到惨。
最典型的，就是松锦之战和郏县之战，这两场战役，一次是明朝集中十三万大军决战清军，一次是明朝与李自成决战河南。只要崇祯皇帝能够忍一忍，给前线将领充足的自主权，明军本可以在锦州打个大胜仗，确保清军几年恢复不了元气。也可以在郏县把李自成一勺烩，彻底消灭中原流寇。可崇祯皇帝呢？战争开打就心急如焚，然后就是各种催，总以为自己很高明，逼着前线将领改变计划，结果就是自乱阵脚，两场大战无一例外，全是全军覆没
中国古代政治家“既相托，敢委性命”的气度，崇祯身上，却是丝毫看不见。多少本可办成的事，就这么被崇祯搅和没了，大明朝的家底，也差不多赔光了。第二个毛病：缺少用人眼光
比起他瞎指挥般的操作来，崇祯皇帝更失败的一点，就是用人。
崇祯自诩用人精明，以《明季北略》记载，他连批奏折的时候，有时都带着太子，手把手教太子怎么挑大臣奏折的错别字，得意洋洋标榜这就是他的用人之道，可他都用了些什么人呢？
首先得先看看他“废”了一些什么人，曾经横扫农民军的名将卢象升，带孝赴国难后，就被崇祯各种猜疑，连兵力都被调的乱七八糟，最后带着五千孤军血染巨鹿。曾经灭了高迎祥的孙传庭，就因为大刀阔斧改革，动了权贵们的利益，遭到了各种诬陷。可崇祯就是什么诬陷都听，听完一度把孙传庭下牢狱，直到李自成打到河南后，才放孙传庭出来救火，可那时已是大势已去。孙传庭为国捐躯后，崇祯竟怀疑人家没死，连个谥号都不给。几乎所有被崇祯怀疑的人，都为大明朝尽忠了。
那崇祯从不怀疑的人呢？比如陈演，比如魏藻德，这些人平日里慷慨激昂，满嘴忠君报国，每次朝廷开会，都把崇祯哄的心花怒放，但做起事情来一个接一个的坑。特别是崇祯上吊后，这两位昔日的明朝内阁大学士，组团去投靠李自成，反而被李自成拷打抄家，活活被打到死。就这种烂人，崇祯一辈子，却当人才一样宠信。用人眼光如此之歪，最后去歪脖子树上吊，也是毫不奇怪。
总之，崇祯的精神值得钦佩，但皇帝这个岗位，真心不适合他。且不说明末的烂摊子他救不了，就算给他一个国泰民安的江山，他也有百分百的把握，活活弄成烂摊。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如何评价明朝大臣于谦在土木之变后拥立明代宗？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人。明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任监察御史，为宣宗皇帝看中，升迁为兵部侍郎。巡抚河南、山西近二十年间，他平反冤狱，赈济灾荒，政绩卓著，深得民心。他一生清正廉洁，忠君爱国，只为国事，不谋私利。《明史·于谦传》说他“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社稷，功伟矣”。 可是这样一位有功之臣，最后却惨遭杀害。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五日“土木堡之变”后，英宗被俘，于谦拥立景帝，从兵部侍郎升任尚书。当时朝廷人心惶惶，翰林侍讲徐有贞以“星象有变”为由，主张弃都南迁。于谦挺身而出，当庭怒斥徐有贞，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阻止了南迁，并调集重兵，组织指挥京城保卫战，最终化解了这场关系明朝生死存亡的危机。
于谦勤政爱民，清正廉洁，刚直无私，深得景帝信任，也因此遭受朝中大臣嫉恨。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六日夜晚，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趁景帝病重，发动“夺门之变”，于谦以谋逆罪被杀。
据《明史》记载， 景泰八年正月壬午，武清侯石亨、徐有贞和太监曹吉祥等人趁景泰帝（朱祁钰）病重之机潜入南宫，拥立被软禁在南宫的太上皇英宗（朱祁镇）复辟。次日凌晨，太上皇英宗顺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宣谕朝臣以后，立即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诬陷于谦等与黄竑构邪议，更立东宫；又与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谋划迎立襄王子为帝。石亨等人唆使言官上奏。都御史萧维祯审判定罪，坐以谋逆，处极刑。王文忍受不了这种诬陷，急于争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等人的意思罢了，分辩有什么用呢？”奏疏上呈后，英宗还有些犹豫，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进言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英宗皇帝便下定了决心，下令将于谦处死，并抄没家产，家人被充军边关。
【中国明代将领石亨、太监曹吉祥等于景泰八年（1457）拥明英宗朱祁镇复位的政变。又名南宫复辟。以石 亨等攻破南宫门，奉英宗升奉天殿复辟，故名。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明英宗在土木之变中被俘。九月，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等拥立英宗弟郕王朱祁钰为帝（即明代宗景泰帝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次年，英宗被释归，为景帝幽禁于南宫。景泰八年正月，景帝病重，不能临朝，石亨见帝疾甚，即与都督张軏（yuè）、太监曹吉祥等密谋发动政变，拥英宗复辟，以邀功赏 。是月十六日夜 ，徐有贞、石亨等引军千余潜入长安门，急奔南宫，毁墙破门而入，掖英宗登辇，自东华门入宫，升奉天殿，并开宫门告知百官太上皇已复位。英宗复位后，下于谦、王文于狱。后又以谋逆罪杀于谦、王文，迫害于谦所荐之文武官员。论复辟功，对石亨、张軏、徐有贞等人分别晋官加爵。二月，废景帝仍为郕王，迁于西内。此事变乃为土木之变的延伸。英宗草率亲征瓦剌的下场，以一国之尊，身陷北族几一年；在国家一日不能无君之前提下，其惟一异母弟祁钰由监国而继位。于谦等毅然挺身卫国，主战到底，功成望隆；而主南迁最力的徐有贞，及以功自居的武人石亨，对谦等甚表不快，朝廷派系於是形成。迨英宗南返，被景帝幽锢南内，兄弟间以皇位故，遂生慊隙。至景泰八年（西元一四五六）初，景帝以病，召石亨等至榻前，亨见帝病甚，退与同党谋，认为立太子（宪宗）不如迎复上皇（英宗），可邀功赏，於是结合宦官曹吉祥、失意政客徐有贞等，於夜勒兵强行入大内，迎复英宗，演成以武力夺门之事变。
景帝继位，本出於一时权宜，只以眷位故，演成景帝惟恐其兄之入，英宗惟恐其弟之生。兄弟失和，授野心分子以机会。当景帝病革之际，前立太子已故，已无子嗣，皇位理当归还英宗一系，原可和缓而自然的转移，其理甚明，其事至易，直以英宗庸愔，而小人从中滋生事端。
英宗复位，景帝竟以暴薨，甚至英宗也在有意无意间，任令迎复诸辈冒功滥赏，大事报复，谦等冤死。当时人已甚不以为然，如阁臣李贤；而时久事平，英宗后也懊悔昔日之妄杀。 故曰：明代皇位之争，而甚无意义者，夺门是也。】
当锦衣卫奉旨抄家时，发现于谦家无余财，只有正屋大门被锁着。锦衣卫大喜，打开来一看，里面装的都是皇帝御赐的蟒袍、剑器、圣旨，一件件整齐地摆着，别无他物。面对此情此景，就连负责查抄的官员也不禁潸然泪下。
英宗复辟之初，对曾经为明王朝的生存建立卓越功勋的兵部尚书于谦却予以逮捕，以“意欲谋逆”之罪，于五天后处斩。于谦为何遭受这样的结局呢？
一是“土木堡之变”后，于谦等人舍皇太子而拥立英宗的弟弟景泰（朱祁钰）为帝，实际上违背了继承皇位的传统做法，触犯了大忌。于谦拥立并辅佐景泰帝，调兵遣将，“戡难保邦，奠安宗社”，击退进攻京师的瓦剌军，为保全明朝一统江山立下了卓越的功勋。英宗复位后，如果对当初拥立景泰帝上台的主谋于谦不加惩治，从政治上说，复辟就有点名不正而言不顺，显然无法向天下人昭示自己的复辟乃“天命所归、民心所向”，这就无以重建皇统，重树皇威。因此，当佞臣徐有贞提醒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之后，英宗终于下定决心，下令对于谦处以“弃市”之极刑，并抄没其家产，将其家人充军。
面对莫须有的诬陷与栽赃，对无耻之徒的挟私报复，于谦并不是不想抗辩，但他心里明白，自己是逃不过这一关的。同样，满朝文武大臣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他们之中虽不乏良知未泯之士，但谁也不敢为于谦鸣不平，抗颜申辩。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与于谦一起拥立景泰为帝，在对待英宗的态度上也是模棱两可，他们同样害怕英宗追究。于谦之死，从根本上说是在皇帝废立的问题上，他拥立并忠于景泰帝，因此，在英宗复位之后，他只有死路一条，这也是素称“刚烈忠义”的于谦必然的结局。他保全了社稷，却无法保全自己的性命。
于谦拥立景泰为帝，目的是为了稳定明朝江山，为社稷安危着想才这样做，并非出于私心，欲图拥戴之功。在拥立朱祁钰当皇帝这事上，于谦起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朱祁钰登上皇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谦促成的。在英宗被瓦刺军挟持，国中无主、政局动荡的情况下，于谦等大臣出于朝廷安危考虑而拥立景泰为皇帝，用以稳定朝廷和全国民心，以绝瓦刺首领也先要挟之阴谋，从当时来说无疑是一个明智的决策。问题在于英宗还活在世，在其子朱见深已被册封为皇太子的情况下，于谦等人以国家危难、太子年幼不堪大任为由，绕过既存皇统而拥立庶子朱祁钰为帝的做法，实际上已经有意无意间卷入明朝皇位继承的纠纷之中，从而为自己日后的不幸遭遇埋下了隐患。
二是在“易储立储”问题上，于谦没有坚持原则，保持沉默，迁就顺从了景帝的心愿，铸成大错，成为最后惨遭杀害的原因之一。
当初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皇太子，而令郕王朱祁钰监国，显然是待英宗回来后复位。景泰三年（1452）五月，景帝以“父有天下传其子”为据，废除原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自己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时，“众知不可，莫敢言”。 于谦作为景帝的宠臣，“倘出一言，事尚可止”。但于谦考虑自己“本兵职，耑军旅。宗伯内阁辅臣九卿俱无言，故默默从众耶”。虽然他认为景帝这样做不义，但他对此沉默不言，没有表示反对，使景帝不义之举成为现实。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一年多后新立的太子朱见济一病不起，忽然夭折，皇储之事再次让景帝大伤脑筋。景帝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再也没人可以继立为太子。本来在废朱见深时，有些官员对此事颇有微词。现在朱见济一死，他们又纷纷请求恢复朱见深的太子地位。但是，景泰帝无意传位给朱见深，对那些官员的请求不予理睬，其中钟同、章纶、廖庄等人上疏要求复原太子位而获罪遭贬。于谦正是在“易储复储”问题上，随众默认，没有坚持原则出面阻止，明显造成失误，为自己掘下了坟墓，陷入危险的陷阱，成为最后被杀的原因之一。
三是自英宗被俘后，于谦主张“社稷为重，君为轻”，拒绝与也先议和，没有及时迎回英宗，使英宗怀恨在心。根据这一观点，社稷安危重于泰山，君王地位虽高于一切，但可以更换继承，与社稷相比要轻得多。正是基于这一主张，于谦等人拥立景泰为帝，组织、召集人马保卫京城，彻底粉碎了也先等人以英宗为要挟的图谋。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重整朝纲，力挽狂澜，使大明王朝逃过了自开国以来最大的一场劫难，于谦居功甚伟，其临危不乱、镇定自若的军事指挥才能，是无可挑剔的。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后，也先声言要送英宗回朝，明朝的主和派吵嚷着要与瓦剌议和，倾向于妥协，甚至许多主战派也认为必须立即迎回英宗。于谦识破也先阴谋，力排众议，指出这是敌人企图借此向我索取财物的伎俩。他派人申诫各边镇将帅，千万别中敌人奸计，要充分做好防御工作，并选派将领镇守边防重地，使瓦剌军首领也先无隙可乘。也先俘获英宗时，原以为奇货可居，想利用他来要挟明朝割地赔款，没料到明朝新立了一个皇帝，他手中的这张王牌就失去了作用。瓦刺族也先大军围攻北京城惨败，这也是促使也先释放英宗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英宗并不理解，更不会领情。
四是于谦生性刚直，弹劾了一些不称职的大臣，自然遭到了这些人的嫉恨。“夺门之变”后，于谦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其实于谦并没有公开反对英宗复位，但是英宗复出自然要杀一儆百，以重树往日威严；策划“夺门之变”的几个人也想借此证明自己行动的合法性，同时也是为了震慑文武百官，于是，于谦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牺牲者。原来，这个策划南宫复辟的徐有贞就是当年主张迁都的徐理。他因为南迁的建议受到于谦的斥责和众人的耻笑，才改名为徐有贞。后来，他又要求于谦在景泰帝面前推荐他当国子监祭酒，但他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自然怀恨在心。“夺门之变”后大权在握的徐有贞为雪耻报仇，自然首先从于谦开刀。另一发动政变的头子石亨本是一个犯罪的军官，因于谦上奏起用，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了战功，升了官。德胜门之捷，石亨的功劳不如于谦，事后却被晋封为侯，他自己心中惭愧，就上疏为于谦请功，并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为千户。于谦坚辞不受，并上疏说：“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及私恩。且石亨身为大将，不闻举荐一个幽隐，提拔一个行伍微贱以补军国，而独荐臣之子，于公议过得去吗?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石亨本来想拍于谦马屁，反而受到其驳斥，并且埋怨于谦约束太严，不能肆意横行，内心甚为不满。石亨侄儿石彪贪婪横暴，受到于谦弹劾。因此，石亨对他恨之入骨，早欲伺机报复。太监曹吉祥也为平日受到制约，不能擅权，对于谦不满。加上于谦平时约束严格，纪律严明，不管是什么人，哪怕是勋臣宿将，只要违反纪律，均按律处分，因而，一些小人对他既畏惧又痛恨，他们群起而攻之，使于谦成为众矢之的。
五是于谦面对“夺门之变”，左右为难，没有当机立断，采取果断措施，导致最后被杀。景泰元年(1450)八月，英宗回到北京，景帝十分担心他夺其皇位，使居南宫，实际上是软禁。景帝不许朝臣拜见英宗，也不许英宗与大臣私自往来。在“土木堡之变”之前，英宗毕竟已做了14年皇帝，在瓦剌军中只有一年左右，皇威犹在，他对群臣的影响确实还是存在，故景帝不得不予以提防。
英宗返回后，于谦所面对的是两位皇帝：一位是无权的太上皇，一位是在位的景泰帝，他究竟应该服从谁，或者说感情上应当倾向谁，就不能不存在选择的困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难之中，他可以毫不犹豫地作出抉择。但是在二帝并存时，要在两者之间选择，这就很难抉择。在京城保卫战中精明果断的于谦，此时却表现得那么犹豫不决，甚至近乎迟钝，主要是忠君思想使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据说，在“夺门之变”前，身为兵部尚书的于谦，并非聋子瞎子，但没有派兵阻止，才使政变顺利实现，英宗重登皇位。否则，这一段历史将重写。
因此，在此关键时刻，如果于谦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夺门之变”，并通过重病中景帝下诏传位给英宗长子朱见琛，则不仅众大臣拥护，就是太上皇英宗也无话可说。可惜他犹豫不决，左右为难，没有这么做，坐以待毙。结果，于谦因为拥立皇弟景泰为新主，接替明英宗登上皇位而被杀。虽然他是抵抗外族侵略的英雄，但是他触犯了皇帝权位、权威，自然难逃悲剧的命运。
综上所述，不难明白，杀害于谦的建议，尽管由石亨、徐有贞等人提出，但毕竟经过英宗批准同意。否则，他们的建议有何用呢？英宗要杀于谦，主要原因是于谦拥立景泰为帝，一直主战，拒绝议和，没有及时将他迎回，怀恨在心。勉强迎回之后，又被景帝软禁于南宫七年，无人顾问，心中怨气，自然难消。复位后要泄愤报复的对象除了景帝之外，就是于谦。因此，于谦的最终结局，必然是难逃一死。究其根源，于谦的人生悲剧，主要不在佞幸弄权、奸臣陷害，也不在英宗昏庸糊涂，而在于宫廷内部皇位更替过程中政治上的需要。英宗明知“于谦实有功”于社稷，但为了确立自己重登皇位的政治合法性，重建列祖列宗制定而被景泰破坏的皇位继承权，才酿成了一代民族英雄于谦的人生悲剧。于谦可算是一个政治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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