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之怒代言人,山东人说话习惯倒装句吗?
战国之怒代言人，山东人说话习惯倒装句吗？
这个山东人喜欢用倒装句的梗，前些时间已经火过一阵了。当时，齐鲁壹点还专门整理了稿子，说明这个问题。没想到，沉寂了这么一段时间，这个话题又火了。可见，倒装句在山东人的语言执念中是多么根深蒂固！
那么，这个倒装句，是真的情况么？
故意的吧你们？
有网友方了，哪儿倒了没觉得呀，是不是没救了我？
想多了少年！全国都一样吧其实。广东人站出来说话了。
没毛病啊我发现。
真的没问题吗你们这样？
那不就好棒棒你们！
怎么回事啊你们？？？
那么，倒装句到底是什么呢？
为了强调、突出等语的目的而颠倒原有语序的句式叫做倒装句。在倒装句中，颠倒了的成分可以恢复原位而句意基本不变，句法成分不变。
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常用倒装句了。不信你看：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
（正确语序应是不患人之不知己，患不知人也）
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正确语序应是吾欺谁？欺天乎？）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正确语序应是“吾十有五而于学志……”）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正确语序应是“回也，贤哉”）
不过，你平时说的“倒装句”跟文言文的“倒装句”还是有区分的，
因为你可能就是，
忘词了，
又补上了...cp
古代的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这是中国历史上长久以来的分歧所在，但从实践来看，还是以德治国更靠谱一些。
将这两种方法抽象出来，其实就是法家和儒家的主体思想的差异，导致了其治理社会的方法手段有了明显不同。
在古代，“以德治国”明显要更优于“以法治国”。
以法治国：法家高压统治下的暂行办法需要首先澄清一件事，以法治国并不是依法治国，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手段。
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中的法律，只有用于管理社会的律法，有必要解释一下二者的差异。
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是代表着全体人民的意志，要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才能生效，它的目的是为社会建立一个框架，包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受益者是参与制定法律的全体人民。
如果仔细思考就能发现，这个受益过程包括主动和被动的，权利和义务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受到法律保护的主体，既可以通过法律来保障自身权益，也会因为违背法律而受到制裁。
但是，这种情况在古代的律法当中是少见的。
古代律法是由统治者所建立，用于管理治下人民的工具，多是不可以做什么和必须要做什么。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虽然都会受益于律法的实施，但被统治者是被动接受的，他们享受何等利好的措施或者经受何等不公的待遇，这都是律法所决定的，自身没有选择的权力。
不像我们今天法律所规定的那样，权利和义务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的，在古代的律法当中，义务要远远多于权利。
所以，法家以高压的形式来强迫社会中的普通民众来遵守其所制定的规则，这就是“以法治国”的实质。
它是由韩非子在《韩非子·有度》中明确提出的：
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但是在商鞅时期，这样的举措就已经开始施行了，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对于其他学说，尤其是儒家等学说的摒弃，在其治下绝对不允许儒家等学说的流行，这在《商君书》中是随处可见的。
所以，法家的“以法治国”所依据的其实是统治者所指定的“规则”，将这种“规则”以高压强制形式灌输给治下人民，本质上也属于一种压迫。
这种方法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缺乏监督。
治下百姓只需要被动接受这样的律法，并没有提出意见或者质疑的权利。如果君主贤明，能臣众多，再加上外部环境有着极大的压力，这样的制度在短时期内是可行的。
就像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律法非常严苛，但因为外部压力太大，将国家内部上下两层社会的矛盾转移到了秦国与六国的矛盾，所以没有出过大的问题。
换句话说，高压所形成的社会是极不稳定的，外部压力可以缓解其爆发的时机，但不能消除其存在。
所以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继续以严苛的律法来治理国家，在最初阶段还有匈奴边患的问题，但当与匈奴作战胜利之后，长城开始修建，内部的矛盾就开始集中爆发了。
这也是秦二世而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在，也是历史为后世证明了，“以法治国”的不可行性。
以德治国：儒家对于社会管理的精彩洞察与“以法治国”相对立的是儒家的“以德治国”，这种方式的施行难度要比法家大得多，但效果也要好得多。
以德治国，并不仅仅是以道德来约束社会，而是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进行统一。
比如说，无论是上层社会的统治者还是下层社会的百姓，他们都将认为封建君主的合理性，认为贵族阶层是合理存在的，所以下层社会就必须服从上层社会的命令。
这种服从是从心里的认同感，并不是外部压力强加于百姓身上的。
那么，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统治者所颁行的命令，在施行过程中就会非常顺利，这是显而易见的。
而这样的约束力同样存在于上层社会之中。
比如统治者必须施行“仁政”，要为下层社会的百姓提供更好的生活，这也是整个社会的认知。
那么，统治者在颁行命令的时候，就必须要考虑到下层社会的接受能力，所以贤君良臣时代，政策往往开明或者宽松，而昏君佞臣治下，乱命频出，并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动荡。
以高压为手段和从心理上认同，这两种方式的高下是可以比较的，虽然前者见效极快，但其崩溃的速度必然也是极快的，秦朝就是一个例证。
而“以德治国”更为重要的是监督体系确立。
之前说，古代“以法治国”实际上是一种高压统治，必然会缺少有效的监督手段，而儒家的“以德治国”手段相对温和，其监督体系也较为完备。
这种监督不仅仅体现在对于上层社会权力的监督，还有下层社会的互相监督。
《论语》当中有这样一句话：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明确地提到了统治者需要以德治国，这样才能得到众星，也就是社会的拥护，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来自于社会的监督。
如果为政失德，那就是“失道寡助”了。
所以，这样的监督压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中国古代社会里的阶层具有流动性，并不是界限鲜明的。这一情况在科举施行之后尤为明显，来自于下层社会的监督力量可以达到上层社会，并且这一力量是不容忽视的。
相对于“以法治国”来说，下层社会的百姓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和方法。
而“以德治国”既然要将其所制定的道德规范作为具有约束力的价值观，那就必须要让下层社会里的百姓能理解这些规则的内涵，所以就必须要对民智进行开启。
所以，儒家是诸子百家当中为数极少的讲求“智民”的学说，而法家、道家等学派是明确主张“愚民”的思想。
“智民”是大势所趋，这在整个世界史上都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儒家的“以德治国”，实际上就是着重培养普通人的是非观，什么样的行为是正确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可耻的。
这样一来，可以想见，如果一个普通人触犯了整个社会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比如“不忠”、“不孝”、“不信”等等公约良俗，那么不仅仅会受到律法的制裁，更是会受到整个社会的谴责，无所遁形。
这种约束力要比“以法治国”下经常施行的“连坐制”更为有效，也更为长久。
所以说，在没有现代完善的法律法规等更先进措施之前，“以德治国”才是能真正地达到长治久安的有效办法。
为什么古代社会法家的“以法治国”只是昙花一现，而儒家的“以德治国”延续了两千余年，经常有人会说这是历史的选择，具体来看，其原因就在于此。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我是待晓儿，专注于文化的科普与解读，欢迎关注与交流。一句话概括法家？
答，法家，诸子百家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 《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它的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 法家思想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
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成熟在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期，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
法家是战国时期平民的政治代言人，在政治上可谓是“独步天下”。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
唐朝时期的普通话是哪里话？
关于中国古代的“普通话”有多种说法，但有正常信史观的人都会思考这个问题，国语到底是以首都方言为准还是以陪都为准呢？
当然了，除了今天，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语言可以统一全国的，因为交通闭塞，交流受阻，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以首都方言为官方通用普通话的情况历朝历代都有。
西安，作为13朝古都，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次数最多，时间跨度最久的城市，以长安话为基础的关中方言不仅在1100年里作为官方的普通话存在着，而且也影响了整个中国各个地区的方言演化。
商以前，中国大多以部落联盟形式存在，不仅语言不通，文字也千差万别，以周人代表的华夏文化主力军将先进的周文化散播到中原各地，这也是为后世形成儒家学说奠定了基础，做没普通话的雅言与今天的满语胡音不同的是，周人的语言更像今日的粤语。周人不仅将王公贵族，皇亲国戚分封各地，还将语言，文化等传播至整个长江以北，为中国北方的语言统一打下了基础。
秦人统一了中国后，将继承下的雅言发扬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秦人更统一了文字，使得各国不同的汉字形式归秦法，这更为语言的发展提供了文字载体，巴蜀，南越，都受到了秦音雅言的影响。更何况近在咫尺的六国故地。
汉代在语言发展的前提下，更形成了统一的汉民族，而首都长安的方言依旧影响着整个汉帝国。
唐代开始，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开始，首都长安的语言受到了其他语言的影响，渐渐与岭南的古音分道扬镳，但对东亚文化圈国家的语言却起到了借鉴作用。今日的日语中“是”的发音是“嗨”，秦人亦如此。西安话今日表示二次疑问的方言为“得寺滴”，日语同样的用法则为“得寺噶”，这足以证明，唐代与日本的文化交流盛况，体现在首都长安的影响力。
唐代以后，长安渐渐淡出中国建都史，北方语言受到更北方的少数民族语音影响更重，但不可否认，以长安为中心的周秦汉唐官话对中国语言的影响力。
因此，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普通话，都是以正统建都的国都为主的！
民国时期各军阀的军费是怎么来的？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政府的统治土崩瓦解。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清朝灭亡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国进入到中华民国时期。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各方势力轮番上阵各领风骚两三年。军阀混战军费开支浩大，为了养兵各地军阀采取很多方法筹集军费。
1.中央政府军费拨款，民国时期有国家正式中央番号的军队是有政府军费拨款的。甚至当时中央政府的财政开支大头就是军费，军费开支经常占到政府财政的30%以上 。当然中央政府的军饷只发放给具有正规番号的部队，地方军阀私自扩编的军队是没有中央发给军饷的。北洋政府为镇压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不断增加军费，1916 年1 亿余元，到1918年就增到2.03 亿元。这些军费开支是军阀军费的一大来源，后来中央政府主政者都以裁军削减军费为目标。北洋军阀中央政府日益穷困政局混乱军饷常常拖欠，国民党取代北洋军后大力削减非嫡系军队军费，很多军阀不得不依靠其他方式来获取军费。
（北洋军照片）
2.地方政府筹措，军阀在驻扎地和势力范围内就是土皇帝。地方财政的想当一部分被军阀用于扩充军队购买军火发展军备，尤其是那些拥有固定地盘的军阀如奉系滇系桂系山西的阎锡山等等。为了增加收入军阀控制下的地方政府多次增加田赋、盐税和其他杂捐杂税。据不完全的统计，各地田赋正税在辛亥革命后有很大增长，有的地区增长50.6％，而田赋附加税则增长了二至三倍。盐税自1913 年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后，收支权都操在外国人手里，各地军阀为了筹措经费便擅自增加盐的附加税捐。据估计，全国盐的正附税在辛亥革命后约增加了二倍以上，引起盐价飞涨，民不聊生。广东的当铺被迫提前两三年以额定数量的 ７５％交纳他们的税款。
有些军阀注重地盘的经济建设和工商业发展，经济发展财政充足再用于军费开支。如第二次直奉大战前奉系军阀，仅奉天全省的税收总额高达3000多万元，扣除支出，盈余820万元。
3.搜刮盘剥驻地百姓和勒索工商业者，驻地商户劳军和向各个行业商会强行摊派勒索。开设银行发行地方纸币，铸造金属货币谋利。比如四川军阀的防区制，军阀们在军队驻地防区搜刮民财巧立名目收取苛捐杂税。每一个防区的驻军长官直接任命地方的行政长官，而这些行政长官往往也都是由驻军军官担任。他们可以在自己的防区内为所欲为，包括自由征税、任意扩充军队。有资料记载，四川军阀田颂尧在射洪县主政期间，曾在一年内征收未来十多年的税收，百姓疾苦可想而知。
各地军阀为了筹措军费还滥铸硬币和滥发纸币，铸币价值远超实际价值甚至铸造当十当百大钱。还滥发纸币甚至擅自发行军用票、金库券、加印官票和军需兑换券等，票额越来越大，币值越来越低。如张作霖1917 年发行的大洋票，到20 年代低到只有原价的四分之一。
（民国当十铜币）
4.非正规来源，有些军阀为了筹措军费去盗墓和种植走私鸦片等。1928年，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的乾隆墓和慈禧墓。盗掘出的宝物价值无法估量，仅运送大车就有三十多辆。奉系军阀汤玉麟盗掘辽代皇家墓葬，陕西军阀党玉琨对陕西凤翔秦汉古墓疯狂盗掘。
（东陵大盗孙殿英）
鸦片战争后鸦片大肆输入中国，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自清末以来就有官员上书将鸦片国产化寓禁于征，此后种植鸦片成风甚至后期进口鸦片都被国产鸦片挤出市场。
鸦片种植走私是云贵川地区滇军军阀的主要收入，1920年，云南军阀唐继尧打着“寓禁于征”的幌子，在全省推广鸦片种植。全省各县都被摊派了种植任务，只许超额不许减少。唐继尧让云南几乎成了鸦片的王国，每年产量高达6000万至1亿两之多，而滇军才得以成为全国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之一。——《剑桥中华民国史》
（旧社会吸食鸦片的百姓）
5.劫掠百姓和缴获敌对势力的军备物资财产，军队行经某地或者临时驻扎某地勒索当地开拔费。
《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在 １９１７ 至 １９２４年间，单单在一个领事区就有 １５３ 个美国人或商号被抢劫，遭受大约 ４０００００中国元的总损失。卢永祥于 １９２４ 年离开杭州时，从这个城市的商人得到了 ５０００００ 元。张敬尧当湖南军队于 １９２０ 年迫近长沙时，要求这座城市的商人给他 ８０００００ 元。他警告说他的士兵将洗劫这座城市，他并且扣留商会会长作为人质。商人们最后交出 １１００００ 元。张敬尧逃走时只好接受了。
奉系军阀的旁系直鲁联军张宗昌部队大肆收编土匪武装，有些部队仅有番号没有军饷全靠劫掠百姓。
6.外国借款外国势力的扶持，辛亥革命以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开始统治中国。为了筹措军费扩充军队，北洋政府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谈判借款，签署了2500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25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47年；债券9折出售，八四实收，扣除6%的佣金，净收入2100万英镑。借款指定用途，扣除偿还到期的庚子赔款和各种外债、遣散各省军队、抵充政府行政费外，仅余760万英镑，而到期归还本息竟达6789万英镑。借款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为担保。
（外国使节和袁世凯）
段祺瑞皖系军阀当政时，以“参加一战”为名，向日本进行大宗借款，组成所谓“参战军”，扩充皖系势力，进行反动的“武力统一”政策。1917 年1 月至1918 年9 月，日本政府代表西原龟三以“私人身份”六次来华，经手八笔借款，合计1.45 亿日元。这些借款被称为“西原借款”，西原借款以中国东北地区的铁路、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为抵押。（皖系军阀段祺瑞像）
7.地方财阀商会银行的扶持，主要是指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财阀和两广香港为中心的买办财团。蒋介石当上北伐军总司令以后，就开始联络上海的江浙财阀。北伐军占领上海后江浙财阀开始大力支持蒋介石。首先由钱新之、陈光甫按蒋介石来信的要求，资助蒋50万元，帮他解决了年关的急需。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认捐了500万元，4月1日，又垫付了300万元。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多亏了江浙财阀承销国民政府发行的各种公债。才使得蒋介石财政充足，击败了阎锡山冯玉祥桂系等竞争对手。
（国民党新军阀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