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遇复刻519先祖位置,北魏孝文帝为何要迁都洛阳?
光遇复刻519先祖位置，北魏孝文帝为何要迁都洛阳？
北魏汉化的巅峰，始于孝文帝迁都洛阳。
但，盛极则衰。
恰恰是迁都洛阳之后，北魏开始走向崩溃边缘。
孝文帝之前，北魏一直在进行汉化，并不是到了孝文帝才开始汉化。
所谓汉化，实际是胡人部落形态演化到汉人王朝形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部落到王朝，是政治改革；游牧到农耕，是经济改革；野蛮到文明，是文化改革。而核心是政治改革。
汉化或汉化改革，是胡人内迁以来的大趋势。这个大趋势从五胡乱华之时就开始了，甚至可能还要更早。
五胡乱华，胡人雄主辈出。但每一个胡人雄主身边的身边，几乎都站着一个汉人士大夫。
前赵刘渊，尊师大儒崔游；后赵石勒，礼敬谋主张宾；前秦苻坚，以寒士王猛为心腹。甚至，就连最后一个崛起的大夏赫连勃勃，也有一个王买德为他出谋划策。
为什么胡人雄主的标配都是汉人谋士？
这其实就是胡人在汉化。
上马打天下，却总归要下马治天下。
下马治天下，实际是组织政权的工作。而组织政权的工作，就是政治层面的汉化，即如何采取中原王朝的形式管理国家、治理百姓。这件事最重要，但胡人干不了，所以只能依靠汉人精英。甚至，即便是马上打天下，也要了然山川形胜、懂得纵横捭阖。这时候，还要依靠汉人精英。
慕容鲜卑先后建立了五燕政权，即前燕、后燕国、南燕、西燕和北燕。那慕容鲜卑依靠了哪个汉人谋主？慕容鲜卑缺乏定国级的汉人谋主。但，这不是因为慕容鲜卑不需要，而是因为慕容鲜卑的汉化程度最深。这一系鲜卑人自己就能搞定组织政权的工作。
拓跋鲜卑最为野蛮，汉化程度也最低。但，拓跋鲜卑的汉化最为生猛。
名士崔浩，先后辅佐了北魏三代国主。组织政权、组织战争，甚至编写国史的意识形态工作，全由崔浩打理。
汉武帝“杀母立子”，是为了防止外戚干政的一时之举。而拓跋鲜卑则创制了“子贵杀母”的皇位继承制度，即“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汉武帝只是一时做法，而拓跋鲜卑则玩成了类世制度。
而最厉害的手段，是“离散部落”。拓跋珪将草原诸部落统统打碎，甚至包括自己嫡系的拓跋鲜卑，也照样打碎。打碎之后，再做重新编派为八部，由八部大人负责统领。
虽然成也部落制，但拓跋鲜卑竟能一手毁了部落制。这种做法，比刮骨疗毒可狠多了，相当于自我肢解后再自我重组。所以说，拓跋鲜卑虽然汉化较晚，却汉化得最为生猛。
但，这种汉化主要集中在政治层面，即部落制向王朝制演化。而所谓的王朝制，实际是百代皆行的秦政制，干脆点儿说就是中央集权。
部落制，是分权的；王朝制，是集权的。所以，胡人王朝的政治演化之路，就是从分权走向集权。
集权的标配，是官僚制。
于是，北魏汉化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移风易俗，而是如何建立官僚制。建立官僚制这件事，不是从孝文帝开始的，而是从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开始的。
北魏也有官员。但官员主要是拥有军队和军功的部落长。部落兵和部落长，不用北魏朝廷发工资。他们自己出去抢劫就行。但是，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就不能再抢劫了。因为你无论抢谁，都是在抢自己人。
于是，一众部落军事贵族们，开始贪污受贿了。贪污的收入，成了官员的主要劳动所得和生活来源。如果贪污的效率太低，那就继续抢劫。
一靠贪污、二靠抢劫，这是北魏官员的生活方式。所以，北魏官员，主要是地方官员，仍停留在部落政治的层面。自家部落才是人，而汉人和中原天下只能算牧场和牛羊。
为什么要禁止抢劫、为什么要禁止贪污？
这跟为什么要走向统一是一个道理，人类总是倾向于交易成本最低的交往方式。天天靠抢劫、贪污为生，这种方式看着爽，而实际上，交易成本特别高。所以，一直这么玩，拓跋鲜卑早晚会把自己玩死。
于是，奇女子冯太后出手了。
冯太后是北魏第五位皇帝、文成帝拓跋濬的妻子。但文成帝拓跋濬死得早。所以，年纪轻轻的冯太后就与新继位的小皇帝，遭遇了主少国疑的窘境。这时候，彪悍的鲜卑贵族将军们肯定不听话。
但是，没想到，冯太后比这伙鲜卑贵族们还彪悍，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些人全都干掉了。但等小皇帝长大了，小皇帝献文帝也不听话了。于是，冯太后再出手，又把小皇帝也干掉了。
这之后，皇位传到了冯太后的孙子拓跋宏，也就是孝文帝手中。但是，孝文帝还是个孩子，所以冯太后只能二度临朝。
自公元465年寡居称制到公元490年去世，冯太后成为北魏朝堂的事实主宰。所以，北魏汉化改革，长期由冯太后主导。所谓孝文帝改革，在公元490年以前，实际是冯太后改革；在公元490年以后，直到公元499年孝文帝去世，才算孝文帝改革。
在政治层面，汉化就是集权，而集权就是要健全官僚制。但北魏官僚竟长期以抢劫和贪污为生。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北魏官僚的生活方式，然后改变北魏官僚系统的政治生态。
于是，公元484年，冯太后仿效魏晋旧制，下达了“班俸禄”诏书，规定在户调之外，每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用以给付官员俸禄，即“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民事，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
以前官僚们靠贪污和抢劫为生，但现在不用去抢了，因为国家给你们发工资了。如果以后再去贪污、再去抢劫，那就不是不发工资的问题，而是要你命，“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
给官员发工资这件事，非常重要。
第一层回路是国家为百姓提供公共服务、然后百姓向国家交纳税赋。这一层回路，连部落制的草原政权都能做到。但是，王朝制的中原政权，还需要完成第二层回路。即：国家通过官员向百姓收税，然后再用收上来的税养活官员和养活政府。
这是王朝制或集权制的关键一环。而这一环还有扩展效应。那就是为了给官员发工资，国家就必须关心和组织社会生产。
于是，公元485年，均田令随即推出。国家为民制产。百姓拿着国家提供的土地资本去创造物质财富。而国家的税赋，也就有了直接可见的合法性依据。
五胡乱华，实际是草原部落制对中原豪族制的沉重打击。在这场较量中，中原的豪族制一败涂地。所以，北魏也要面临豪族问题。豪族垄断了地方的经济生产和社会治理，国家根本无法集中资源提供公共服务。这种局面下，什么均田令、班俸禄，甚至官僚制，全都没有用武之地。
于是，公元486年，三长制取代了宗主督护制。北魏建立了五家一邻、五邻一里、五里一党的基层架构。邻、里、党各设一长，故称三长制。三长制的意义，一是瓦解和取代了宗主督护制；二是将官僚制可以贯彻到最底层。
回过头来，我们重新梳理一下班俸禄、均田令以及三长制，就会认识到历史有时候就是押着同样的韵脚。
班俸禄完善了官僚制，而其本质则是中央集权加郡县制。这是始皇帝创立的制度，彻底的秦政秦制。秦政秦制一立，部落制想不瓦解都不行。在农耕的中原，这套算法的优势无可比拟。
均田令，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土地私有。与始皇帝的“使黔首自实田”，其实是一回事。始皇帝时代，你家有多少田就向政府汇报有多少田，然后国家承认你的所有权，并以此为基础向你征税。而均田令，则是国家租给你多少田，然后承认你的使用权，并以此为基础向你征税。
三长制，更是如此。与秦汉的乡亭里制放在一起，你根本看不出什么区别。北魏的邻、里、党，与秦汉的乡、亭、里，仅是名称不同、颗粒度不同。认识起于分类、管理起于认识；分类了才能认识、认识了才能管理。三长制实际是对基层社会的重新分类和重新认识。完成了分类与认识之后，官僚制才能对接基层社会。到这个时候，政府才能收税，而集权也才能落地。
所以，北魏汉化，完全可以看做是对秦政制的复古。这套集权制度，被汉末以来的豪族形态瓦解后，又被北魏给恢复了。
在冯太后期间，北魏的汉化改革一直在走收益递增的曲线。
班俸禄、均田令、三长制以及更早的离散部落等，这些汉化改革一直给北魏带来统治收益。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国家有钱、国政稳定、国力上升，不仅能养官理政，还能扩军备战。
但改革也是有成本的。
最直接的成本，就是调整内部结构所耗费的大量资源。压制鲜卑军事贵族，需要花钱；赎买部族武装，也需要要花钱；完善官僚制和基层治理，还需要花钱。
如果汉化改革的收益一直能高于汉化改革的成本，即收益大于成本，那就是收益递增。换个烧脑一点儿的说法就是：如果每落地一项汉化改革的新增收益都大于新增成本，即新增收益大于新增成本，那就是边际收益递增。
而冯太后时期的汉化改革，就是这种趋势。
但是，边际收益在经历增长之后，一定会调头向下。因为新增收益不会永远高于新增成本。这就是边际收益递减定律。
当二者相等的时候，就达到了边际均衡点。北魏的汉化改革将在这个时候取得最大收益。而在这之后，继续投入成本进行汉化改革，就是收益小于成本，汉化改革将会得不偿失。
而这个边际均衡点，就是孝文帝迁都洛阳。
对于这个过程，我们无法量化到某个数值。因为所谓的成本和收益都不可能量化到具体数字和某个单位。那么，我们怎么判断这个边际均衡点？
好处找不到、坏处看得见，就是判断的依据。
迁都洛阳能够带来三个收益：一是便于统治北方中原；二是便于统一南方；三是便于巩固皇权。
但问题是统一南方只是迁都洛阳的幌子。目的是迁都洛阳，手段是以统一南方为幌子。不说统一南方，鲜卑贵族们死活不答应离开平城、迁都洛阳。所以，孝文帝没想统一南方，而只想迁都。而鲜卑军事贵族们更没想统一南方。甚至，这时候，不是他们没想，而是实力不允许。
当初，崔浩之所以反对北魏从平城迁都河北，主要基于三点理由：一是距离产生美，东州之人不了解北魏实力，所以才会臣服北魏的统治，如果了解了，那就不是臣服而是造反；二是拓跋鲜卑太野蛮，举部迁到东州之地，就是去扰民添乱，所以不如呆在山西，虽然挨饿但还能吃到河北的租子；三是草原柔然虎视眈眈，一旦离开故地，云州和平城肯定控制不住。
这三点理由，前两点都被消灭了。但第三点一直是问题。那就是迁都洛阳之后怎么继续控制山西故地。最后，出问题的，恰恰是这个地方。
历经冯太后改革，北魏的官僚制已经初步形成。而且，孝文帝正是正当年富力强。所以，孝文帝的统治威信，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唯一让他不爽的，就是鲜卑贵族跟他的关系，太过平等。这伙人都是北魏的创始股东，所以难免各种不服。皇帝英明，那大家就真听话；皇帝任性，那大家不惯着。
既然是这样，那迁都洛阳到底还有什么好处？
就北魏而言，迁都洛阳的汉化改革，已经得不偿失，即好处找不到。而坏处却看得见，一是山西必然难以控制；二是孝文帝与鲜卑贵族的关系必然出现裂痕。
所以，这时候的新增收益已经不足以抵消新增成本。边际收益只能调头下降，开始出现边际收益递减。
虽然边际收益下降了，但北魏的国力还在上升。这就好比踩刹车减速了，但汽车仍会往前走，而不会向后走。只有边际收益持续下降，导致总收益也下降的时候，北魏才真正遭遇问题。
而孝文帝接下来的改革操作，则是一个不断拉低边际收益、不断抬高边际成本的过程。这些操作，从汉化的情怀来看，非常好；但从改革的效益来看，却非常不好。
以前的汉化改革，是触及筋骨。而迁都洛阳之后的汉化改革，则是触及灵魂。
首先是改衣服，原来胡服不让穿了，一律改穿汉服；其次是改语言，原来的鲜卑话不让说了，必须说汉语；第三是改姓氏，把鲜卑姓氏统统改为汉人姓氏，所以孝文帝拓跋宏，也称元宏，因为拓跋改姓元了。
同时，孝文帝还引了汉人的门阀制度，鼓动鲜卑贵族与汉人豪族联姻。这一点最要命。因为汉人的门阀制度恰是五胡乱华的重要原因。中原的汉人不是打不过胡人，而是豪族形态的汉人打不过部落形态的胡人。如果孝文帝恢复了汉人的豪族形态，那西晋怎么死，北魏也怎么死。
改衣服、改语言、改姓氏，甚至还要与汉人联姻改血统，当然还要改文化，也就是移风易俗，孝文帝改革比商鞅变法还要深刻。商鞅变法是利用人性，而孝文帝改革则是反人性。所以，不知道的话，你都会认为孝文帝是派到拓跋鲜卑的卧底。他是有多恨自己和自己的部族，才会做出这种程度的改革？
因此，迁都洛阳之后的汉化成本，一定会非常高。那会高到什么程度？
首先是太子不满意了，非要拉着一批鲜卑豪贵跑回平城。一旦太子跑回平城，那北魏就会出现两个中央、两个朝廷。而鲜卑贵族一定会支持太子而反对孝文帝。所以，孝文帝果断出手，亲自平叛。老子干服了儿子，随即就把太子给废了，还打了一百多棍。但是，还不放心，最后直接把废太子赐死了。
孝文帝不缺乏能力，更不缺决心。为了汉化，他连亲儿子都能干掉。这个操作已经超过秦孝公。于是，不满意的鲜卑贵族，在孝文帝面前只能忍辱求存。后来，孝文帝直接告诉这伙人：大家死了也没必要迁回故地安葬了，洛阳就是咱的家，死了就葬在洛阳。孝文帝汉化，不止是改活人，而是连死人也一起改。
公元494年到495年间，孝文帝终于实现了迁都洛阳。随即，就开始了对南朝的统一战争。但是，一交手才发现自己没有从前那么强，而南朝也不是以为的那么弱。甚至，南朝齐还搞了防守出击。
公元499年，在迁都洛阳4年后，孝文帝一命呜呼。孝文帝活着的时候，能够镇住鲜卑贵族。孝文帝死后，鲜卑贵族肯定要反复。
但是，孝文帝的雷霆举措在他死后仍然余威犹在。又是迁都洛阳、又是移风易俗、又是杀子立威、又是不换思想就换人，这套流程走完，直接干废了鲜卑贵族。关键是洛阳的确比平城好。这里的生活富足完全不是平城故地所能比的。所以，孝文帝死后，北魏也没有重新迁回平城。
那么，没有重新迁回平城是因为鲜卑贵族集体转性了吗？他们都被孝文帝的英明决策给说服了？
套用普朗克的一句名言，“新科学事实之所以胜出，并不是因为反对者都被说服了，而是因为反对者最终都死了……然后熟悉这个事实的新一代人长大了”。
所以，最大的可能不是反对派被说服了，而是要么被干死、要么被下课。而干死和下课，都意味着北魏自己消灭了自己的反对派。这就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的汉化成本。这个成本已经高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了。
在五胡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时期，之所以胡人雄主辈出，不是因为胡人基因变异了，而是因为胡人的部落制完胜中原的豪族制，是部落制撑起了胡人雄主。北魏统一中原，实际是拓跋鲜卑的部落兵成为北方最强，造就了北魏的历代雄主。而北魏历代雄主的支柱力量，就是鲜卑八部的胡人部落兵。你孝文帝把部落兵的领导层全给干掉了，那北魏还怎么继续强？
所以，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的汉化改革，不止是刮骨疗毒、也不止是伤筋动骨、更不止是自我肢解和改造灵魂，而是自废武功。
孝文帝改革的影响，就是开始把北魏拉向崩溃的边缘。
此后，豪门出身的汉人士大夫崛起于北魏朝堂，甚至开始打压排挤鲜卑的军事贵族和武人士兵。公元519年，大臣张彝父子主张“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这就等同在制度安排上清洗掉鲜卑军人。鲜卑士兵群情激愤，追到尚书台骂街，“羽林虎贲几将千人，相率至尚书省诟骂，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最后，尚书郎张始均，被鲜卑大兵活活烧死。
最要命的还是山西故地的六镇军人。这伙人曾经是国之肺腑，却在20多年后混得连饭都吃不上。公元523年，六镇起义爆发，北魏正式跌落悬崖。北魏不仅失去了鲜卑军人的支持，而且还与鲜卑军人互为仇雠，甚至花钱请柔然出兵平灭六镇军人。
而此时的北魏军事实力，更是如同弱鸡一般，早已没了当初横扫天下的豪迈。公元528年，山西北秀容的契胡部首领尔朱荣，成为北魏的董卓，带兵冲到洛阳、制造了河阴之变。而公元529年则更是神奇，南朝梁的陈庆之仅率七千士兵就杀到了洛阳，要给北魏改朝换代。
为什么北魏迁都洛阳后会变弱、会崩溃？
一是节奏的问题。在胡汉还没有完全融合的大背景下，孝文帝实施了加速汉化的改革。这实际就是在制造矛盾，比如北魏大兵围攻尚书台事件。
二是支柱的问题。北魏支柱是拓跋鲜卑的部落兵。失去这伙人的支持，北魏别说与南朝竞争，就是自立北方都是问题。
三是边际的问题。汉化是方向，也是趋势，而且还是正确的方向和必然的趋势。但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如何平衡的问题。
四是选择的问题。汉化不是豪族制，而是集权制。豪族制的汉人打不过部落制的胡人。但是，冯太后改革复古了集权制，而孝文帝改革却是在重复豪族制。
既然如此，孝文帝为什么还要迁都洛阳？
“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汉化和汉化改革，就是北魏要造的桥和船。北魏的目的是国力强盛。但是，孝文帝把这个手段和目的给搞反了。为了汉化，当然是迁都洛阳。但为了国力，迁都洛阳则要慢慢来，移风易俗的汉化改革更要慢慢来。如果迁都能解决所有问题，那北魏名臣崔浩就不会阻止迁都了。
那孝文帝是愚蠢吗？看不到成本巨大、后患无穷吗？
这实际就是一种内卷。北魏在统一北方和扫荡柔然后，已经所向披靡。所以，之后的汉化改革才会如此顺畅。
冯太后改革时期，几乎一年一个政策。改革当趁好时光没，北魏恰在好时光。正是因为好时光上一路顺风，所以北魏朝堂积攒了太多的过剩精力。于是，接下来的操作就不是向外进取，因为外部无对手；而是向内演化，因为内部有情怀。这时候，内卷就出现了。
内卷的一个特点就是脱离实际的精益求精。改服装、改语言、改血统以及各种移风易俗，本可以慢慢来，而孝文帝却拿出巨大的精力和成本生硬推进。
而不断的精益求精，一定会走向内卷的极端，即把手段当成了目的。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也随处可见。企业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权力最大的不是生产、销售和研发部门，往往是人事和考核部门。企业是如此，其他大的官僚化组织更是如此。久而久之，大家统统忘记了目的是什么。甚至，把手段当做了目的，然后拼命地造船、造豪华大游轮，拼命地造桥、造九孔赵州桥。而等船也造了、桥也造了，大家却忘记了过河。
战国难道还有另一个周朝吗？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特别的能反应中国古代历史的状况，每一次的分合都是一次民族的大融合，都能促进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只是苦了每个时代的人民了！
秦始皇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混乱不堪的局面。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划时代大一统王朝，是大秦帝国的开国皇帝。对中国古代历史和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其开创的政治制度被后世延用两千多年，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制社会。所以秦始皇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
周朝的建立周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三个奴隶制国家，也是奴隶制社会鼎盛时期。周朝是由周武王姬发于公元前1046年建立的。周朝于公元前256年被秦始皇所灭。周朝总共延续了有32代37王，历经791年。
早期的周朝是商朝的一个小小的诸侯国位于渭河流域，其始祖姬弃就是被称为农神的“后稷”。周朝是在周文王姬昌时期兴盛起来的，在周文王逝世以后，由姬发即位。
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姬发和姜子牙率领大军在牧野打败商军，而纣王帝辛在鹿台自焚而死。从而商朝被周朝所取代，姬发即位，是为周武王。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封神时期。
周武王建立周朝以后，大肆的分封诸侯王，这也为后来周朝的灭亡埋下了根源！
由盛转衰周朝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昭穆时期，周朝的实力已大不如以前。在这一时期周朝西北的戎、狄等西北地区游牧部落逐渐强大起来。尤其在周幽王时期，周朝连年战乱，老百姓苦不堪言。周幽王还纵容官员大肆的垄断社会资源，使老百姓无地可种，无粮可交，无饭可吃！
在公元前779年，周幽王派大军攻打戎、狄失败。而此时期天灾频发，周朝开始处于内外交困时期，而周幽王哪?这个时候还有时间为了王后＂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而正是周幽王此举加速了周朝的灭亡。在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戎、狄杀死于宫内，西周也正式被灭亡。
周幽王被杀以后，由太子宜臼即位为王，是为周平王。周平王把都城迁到了今天的河南省洛阳（也就是古代的洛邑），因此称为＂东周＂。
东周春秋时期史学家把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之间称为春秋时期。主要是因为这个时期各诸侯国为了扩大国土面积，大肆掠夺人口和资源，因而连年征战。在诸侯国争霸过程中，大国吞并小国，因而诸侯国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但是这样却促进了华夏民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的融合。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经过春秋时期激烈的争霸战争之后，到了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个大的诸侯国。这个时期是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这个时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被称为＂战国七雄＂。
东周分东西在这个时期随着水利的兴起，铁器和牛耕技术的推广，使得各诸侯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政治形势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各诸侯国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大。而东周的实力却逐渐衰弱下来，一直到了周考王时期。
周考王于公元前425年（周考王15年）封其弟于河南地，建立周公国，是为周桓公。这是周王朝最后一次分封。自这次分封后，周王的土地全部分封完毕，连自己也是寄居于此周公国。周桓公死，其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周赧王时，周惠公封其小儿子于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东西周正式分立，西周都河南旧于王城，东周都巩。同时，西周和东周常相互倾轧攻伐。 周赧王在位时，周天子地位已经完全徒有虚名，其土地（周天子的王畿）也被韩、赵一分为二，以洛邑之河南王城为西周，仍都洛邑，以巩附成周为东周，分别由东、西周公治理，周天子由成周迁于王城，依附于西周公。秦始皇开始统一六国国此局面一直维持到了公元前256年。公元前256年周朝最后一个周王周赧王病逝，秦始皇随之派大军攻入雒邑，西周公投降，西周灭亡。在公元前249年，秦始皇派国相吕不韦又带兵灭掉了位于巩邑（今河南巩义）的东周公。因此周朝正式灭亡，历经791年。
而秦始皇也正式拉开了一统六国的战争，经过十多年的征战秦始皇终于统一了六国，建立了大秦帝国。
湖北赤壁市人祖籍为什么大多来自江西？
在元朝，湖南、广西、海南全省区、以及湖北、广东、贵州一部分属于湖广行省；在明代，只有湖南、湖北属于湖广布政司；到了清朝，湖南、湖北分开，湖广不再代表一个省级行政机构，但是管辖两省的总督仍然冠以“湖广”二字，即湖广总督。赤壁市自古属于湖广范围内，赤壁人祖籍大多来自江西，与“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有关。下面就有关问题分别叙述如下：
一，移民的时间。移民最早起于唐朝，而今天重点讨论的江西填湖广发生在明清之际，尤以元末明初最盛，民间称为“洪武开坎”；以后在永乐年间、清康熙年间、乾隆年间、清晚期都有移民现象，时间跨度达到一千多年。
二，移民的原因。湖广自古为四战之地，南北要冲，是遭受兵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特别是从1254年蒙古军在光化筑城开始，至1276年元军攻克潭州为止，宋元双方在湖广地区争夺战前后延续20多年，襄阳、荆州一带备受战火摧残；元朝末年农民起义爆发，红巾军与元军的厮杀，以及朱元璋与陈友谅两大势力的拉锯战，湖北作为重要战场，人口伤亡十分严重。元未明初，由于湖广地区人口凋零，大量土地抛荒，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朱元璋采取了户部郎中张九皋的奏议：“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把“田野辟，户口增”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下令把稠密地区的人口迁移到人口稀疏之地。最后一次移民是清晚期，湖北是太平军与清军争夺相当激烈和频繁的地区，许多大的战争都发生在境内的主要城市。1856年以后，战局的中心转移到长江下游流域，湖北战争危害才明显减轻。成千上万的男子，甚至妇女被太平军虏走。仅1853年，被掠人口约为30至50万；还有自愿加入太平军的，仅1860至1861年之间，加入太平军的就有30万之多。从安史之乱后，湖北地区历次战乱中人口损失巨大，部分乡村出现百里无人烟状态，这种局面是导致移民潮的主要原因。
三，为什么移民主要来自江西？湖南、湖北人中除少数是土著后裔以外，绝大多数来自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内蒙、四川等省，在这些省的移民中，位居前三的是江西、安徽、广东。从大流域看，江苏、安徽、浙江、江西，长江流域移民呈现自西向东的趋势。“居楚之家，多豫章”，在这些移民中，又以江西移民最多，约占移民总数的90%，整个湖广人口中，江西人口占据60%--70%，江西移民主要出自南昌、丰城、九江、德安、景德镇、乐平、鄱阳、余干、吉安、泰和等市县，即明清时期的饶州、南昌、吉安、九江四府。从分布上看，赣北多于赣南，从流域看，开发早，经济文化发达的赣江中下游迁出人数最多。
江西在历朝历代的战乱中所受的兵灾相对较少，又属于开发较早的地区，因此人口密度较大。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年)，江西地区人口有446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元世祖至元27年(1290年)，江西人口占全国的23.3%，居各省之首；至明代，江西人口在全国13个布政司中排第二位。江西由于人多，出现了人稠地狭，以及赋税过重的现象。该地区移民有政府强制引导的一面，又有自发寻找出路的一面。
四，移民规模。湖广地区经受战乱冲击之后，人口凋零，田野荒芜。待战火停息，江南狭乡百姓便迁入垦殖，他们与战乱南逃的中原百姓一起，根本改变了湖北人口的面貌。今天的湖北是一个移民社会，有超过80%的家族是移民，相应有90%以上的人口是移民的后裔。张国雄先生调阅了339个家族档案，其中只有22个家族世居湖北，属于土著，其余都是唐代以后迁入的，移民家族占总数的93.5%，可见该地遭受兵灾之惨烈，人口迁移之广大。自明太祖朱元璋一声令下，江西民众纷纷响应，沿途官府不敢怠慢，从筷子街、瓦屑坝进湖广的移民队伍扶老携幼、浩浩荡荡；溯长江而上的船只首尾相连，绵绵不绝；真正奏响了江西填湖广的雄伟乐章。
“江右(指江西)之民愿徙楚者听。所至有山泽之利，荒弃多年，不在租税正数者，俱许其开垦，永不起科，亦可行也。诚使燕赵秦楚无遗利，江浙、三晋民不游食，则于国家命脉无小补矣。虽然，此其大概也，就中迁徙又有难易。越人之徒燕，十之而九，江右之徙楚也，十之而八”--(于慎行：《谷山笔厘》卷十二)。元末明初，湖北173.8万人中有69万人是江西移民，在湖北人口中占四成。南昌移民在湖南北部占绝大多数，吉安移民在湘南人数上占压倒性优势。
江西移民青睐遭受战争打击较重，人口稀少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以优先占尽地利，然后考虑其它地方。明朝由江西迁往湖广的人数占历代江西迁往湖广人数的63%以上，受地理条件的影响，移民主要是江西北部和中部的居民。与“江西填湖广”几乎同时进行的是“湖广填四川”，因为移民政策优惠，允许移民自主择居，自主圏地，大批江西人源源不断而来，造成湖广人口趋于饱和。湖广填四川第一次发生在元末明初，主要原因是蒙古人屠川，致天府之国为人间炼狱，人口由1400万锐减到80万，经过元朝四川人口经济仍然没有恢复过来。明太祖为了充实四川人口，诏令狭乡之民迁川。这一次移民人数约为50万，大多是江西人入湖广后，鉴于人口饱和的现状，继续向西迁徒进入四川落籍。第二次湖广填四川发生在明末清初，与张献忠、清军以及吴三桂的战祸有关，致使四川人口由恢复后的600万锐减到60万。为了充实四川户籍，大量湖广人口移民四川，这一次移民数量超过100万。朱德元帅祖籍广东韶关，据他回忆，他们家祖上也是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的。
五，迁徙路线。江西迁湖广的移民，先在南昌的筷子街(巷)或鄱阳的瓦屑坝(今瓦燮村)集中后出发，从水陆两路分别行走。从南昌筷子街到湖北的陆路为：从九江起，过龙开河，经洗心桥至瑞昌县，西过黄甲桥至界首(今阳新县界)，接鄂州至阳新到武昌。从筷子街、瓦屑坝到湖北走水路有两条线。一条是从筷子街经鄱阳，过都昌、星子、湖口入长江，从湖口北渡大江80里至黄梅县；或是从湖口入长江，上溯22里入蕲州，190里入黄州，235里至汉口。第二条线是从鄱阳县瓦屑坝经都昌至湖口，由湖口进入长江后与从筷子街出发的水路移民路线相同(参照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三种。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江西移民进湖南以陆路为主；进湖北以水路为主，充分利用长江、汉水交通便利。长江中下游移民乘船溯江而上，一部分选择在鄂东定居，其余移民分三路向湖北中部、北部、西部分流。
六，移民的情形。江西移民响应明初政府诏令：“徙江西民实楚南”，一般以家族为单位，与同乡或亲朋好友结伴而行，择吉日启程，在江西指定暑衙领票，在某处登舟，在某处登陆，在某处歇店，在某处与同伴分手。“所至皆挂号，夜则老者投店，少者皆露处也”。沿途所经公所衙门，要向官差通报个人情况；老年人照顾其住店安歇，年轻的则露宿街头村野。有的老年人经不起长途跋涉，病死路上；有的老年人勉强撑到落居地，立即吩咐“起工造室，择吉安居”。量不久于人世，则交待后事，叮嘱子女们与邻为睦，立清界扺；记下祖籍地址；沿途所经城镇；因何原因到此；赶紧报上登籍，安家立业，不枉前程等等。
七，移民的结果。江西移民大部分以垦殖为主，使大量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重大贡献；一部分以商业为主，主要渉足米、布、盐、医药、书籍、当铺等多种行业。明清时期的湖南人军事思想发达，对商业不感兴趣；江西人则不同，对军事不感兴趣，对生意比较感兴趣。江西的江右帮曾跻身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他们每到一地赚了钱后，就集资修建万寿宫，用来祭祀家乡的得道神许真君以及作为江西商人的会馆，全国各地有万寿宫800多家。湖北汉口的万寿宫位于民族路，康熙年间由南昌、吉安、临江等六府商号集资建成，占地4000多平方。在湖南凤凰，万寿宫仍然是当地著名旅游景点。
如今，很多湖南湖北老人在祭祀祖先时，习惯在祭品猪头肉上插上筷子，这是纪念祖居地出自南昌筷子街的行为；湖广地区的人认江西人为老表，也是一种对迁出地的认同态度。
你认为河南省哪座城市最适宜养老定居？
信阳最适宜居住。信阳处在秦岭一一淮河的地理分界线上，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湿润，适宜多种农产品生长，是真正的鱼米之乡。民以食为天。首先吃得丰富多彩是第一大特色。鸡鱼肉蛋，瓜果蔬菜，地方品种特色鲜明，品种齐全，应有尽有。信阳出美食。做得精啊。固始鹅，潢川王八，罗山大肠，淮滨面包鸡，各具特色，一见之下，令人残涎欲滴。其次有山有水，空气清新，风景秀丽。这里有全国著的度假胜地鸡公山，有碧波荡漾的南湾湖，有香火鼎盛的灵山寺。这里空气质量极好，吸一口气，甜甜的湿湿的，让人舒服极了。其三信阳是著名的茶乡。全国十大名茶信阳毛尖个习着悠久的历史。陆羽说，淮南茶，信阳第一。古人不管咋说，喝了才知茶如何。泡一杯，香气四溢，不仅茶香宜人，隔着玻璃杯，看一眼就十分养眼。清明前后，茶山上漫山遍野的采茶姑娘，红红绿绿，配以甜美的采茶小调，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特别是走进茶楼，品着毛尖，赏茶艺表演，真是妙不可言。其四，这里不光山美水美，可以喝茶品茗，吃地方名菜，饱一饱口福，你去羊山新区看一看。规划好，建筑精，道路宽，绿化美，休闲好，许多游人驻足，叹为观止。其五信阳铁路纵横，高速交叉，还有明港飞机杨，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上北京下广州，半天功夫而已。其六信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丰富。不仅有何景明，司马光等文化、政治大家，而且还是邓颖超，许世友等革命家的故乡，是红色摇篮，是有名的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来吧，朋友们，全国十大宜居城市一一信阳张开美丽的双臂欢迎您!
姓氏阳的由来？
源于姬姓，出自源于东周时期周景王之子姬樊的封地，属于以国名为氏。在周景王姬贵执政时期(公元前544～前521年在位)，将自己的小儿子姬樊封在阳邑(今河南济源)，史称其为“阳樊”。
周景王二十五年～周敬王姬丐四年间(公元前520～前516年)，周景王的庶子王子朝为篡夺王位，于周王城(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一带)发动了叛乱。在此期间，阳樊为避王室之乱而奔居燕国。燕惠公接纳了阳樊，将自己的别邑唐(游猎玩耍之园区，今山西冀城)赐予他，此后燕国的别唐又改称为阳邑。后来燕惠公在周景王十六年(公元前529年)启动了政治改革，欲重用下层有才华的官吏以取代贵族诸大夫，却遭到了上层贵族们的强烈反对，燕惠公不得不逃往齐国避难。有意思的是：当时齐国大夫高偃率齐军接应燕惠公，并将其保护起来后，也将其安置于阳邑(今山东临沂沂水)。燕国诸贵族拥立了新君，即燕悼公，并对要复立燕惠公的齐、晋联军采分化瓦解的策略，迫使得齐国承认了燕国拥立新君的现状。从此以后，燕国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就此在政治上远远落后于其他各诸侯国，一直到秦始皇灭燕国。
阳樊在此期间又不得不转迁至冀邑(今北京西南部)，然后以自己原封邑名称为姓氏，称阳氏，子孙后代皆因之，成为阳氏一大族。阳氏族人大多尊奉阳樊为得姓始祖。
阳姓起源二
源于鲜卑族，出自代北鲜卑莫胡卢氏部落，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据史籍《通志·氏族略》记载：“莫胡卢氏，代人，(魏)孝文改为阳氏。”代北(今河西走廊及以北一带)鲜卑族人入主中原后，北魏孝文帝拓拔·宏在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顺利平定地方叛乱后，把彻底的汉化政策当成一生最重要的事业，谁敢阻拦，就会遭到最无情的惩罚。他的亲生儿子、十五岁的太子拓拔·恂就是因违抗父亲的汉化政策而送了命。
在元宏推行的汉化改革政策实施过程中，莫胡卢氏改为汉姓阳氏，后逐渐融入汉族，世代相传至今。
阳姓起源三
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晋国太傅阳处父，属于封邑名称为氏。春秋时期，晋国有一太傅叫处父，以擅长使用“虚饵之计”闻名天下，并导演了晋国“三易中军”的历史事件。因他被封于阳邑(今山西太谷东阳城)，因此称阳处父，时人尊称其为“阳子”。晋襄公姬欢(姬环)执政时期(公元前627～前621年在位)，一大批晋文公姬重耳时期(公元前636～前628年在位)的老臣相继去世，大夫赵盾和狐射姑等都升迁高层，但相互之间为权利时有争执。
在阳处父的后裔子孙中，多以先祖封邑名称为姓氏，称阳氏，世代相传至今。
阳姓起源四
源于芈姓，出自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子瑕，属于封邑名称为氏。春秋时期，楚国君主楚穆王熊商臣(公元前625～前614年在位)有个儿子名叫扬，公子扬的孙子叫公子瑕。在楚平王芈居(熊弃疾)执政时期(公元前528～前516年在位)，公子瑕出任令尹，被封于襄水之阳(今湖北襄阳)，号称阳匄。周敬王姬丐元年(楚平王十年，吴王僚即姬诸樊八年，公元前519年)，吴国与楚国争夺江南霸主地位，出兵伐楚，当时吴军以公子光为元帅。楚平王排令尹子瑕偕司马蒍越迎战，可惜子瑕抱病出征，病逝于途中，楚军士气因此低落，行军至鸡父(今河南固始东南部)与吴军遭遇，楚军尚未列阵即自行溃退，结果楚国大败，损兵折将，失地丢人。
在令尹子瑕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封邑名称为姓氏者，称襄阳氏，后多省文简改为单姓阳氏，世代相传至今。
阳姓起源五
源于复姓，出自古代以阳为字的复姓，属于复姓省文简化为氏。在中国历史上，有带“阳”字的复姓四十余个，即：欧阳氏、高阳氏、靑阳氏、孙阳氏、子阳氏、周阳氏、泾阳氏、逼阳氏、梗阳氏、戏阳氏、鲑阳氏、叶阳氏、陵阳氏、鲜阳氏、栎阳氏、濮阳氏、太阳氏、两阳氏、老阳氏、安阳氏、成阳氏、南阳氏、咸阳氏、朱阳氏、索阳氏、螺阳氏、东阳氏、灌阳氏、襄阳氏、丹阳氏、风阳氏、平阳氏、凤阳氏、邵阳氏、溧阳氏、吉阳氏、阳高氏、阳信氏、昆阳氏、演阳氏等，大多是以地名形成的复姓。
到了秦、汉朝时期以后，这些复姓族人大多省文简改为单姓，多有称阳氏者，皆世代相传至今。该支阳氏姓源繁复，不可一论。
阳姓起源六
源于契丹族，出自宋朝时期西辽政权纳喇氏部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蒙古族纳喇氏，源为契丹族，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八代孙耶律·大石之部众，史称黑契丹、哈剌契丹，世居西辽(今新疆额尔齐斯河、也迷里河即今新疆额敏河地区，东起土兀刺河即今土拉河、西至也迷里河即今叶密里河流域广大地区)，后被蒙古别速惕氏部落首领、成吉思汗属下大将别速惕·哲别击败吞并，逐渐成为蒙古别速惕氏部族民，汉义“太阳”。
元末明初，蒙古族纳喇氏族人中有取姓氏汉义改汉姓为阳氏者，世代相传至今。在明、清朝时期，满族中有引称纳喇氏者，满语为Nara Hala，后多冠汉姓多为那氏、纳氏、何氏等，亦有称阳氏者，皆世代相传至今。
阳姓起源七
源于蒙古族，出自宋朝时期蒙古乃蛮部太阳汗之后，属于汉化改姓为氏。蒙古乃蛮部，是公元十二～十三世纪蒙古高原西部操突厥语的一个游牧民族部落，汉译又称乃马部、乃满部、廼蛮部、奈曼部、奈蛮部、耐满部，相传其最早住在吉利吉思地区，其族源可能同唐朝时期南下的黠戛斯人有关。
在乃蛮部太阳汗之子别帖乞·屈出律的后裔子孙和族人中，多有以先祖汗称“太阳汗”为汉化姓氏者，称阳氏，世代相传至今。
阳姓起源八
源于改姓，出自南宋时期开国男杨大巽，属于避难改姓为氏。杨大巽，南宋末期著名将领，以功封醴陵县开国男(南宋王朝官爵，相当于县侯，五爵中的末位)，逝世后葬于城北姜桥。杨大巽的次子杨霖，在元朝初期避难远遁，改姓阳氏，称阳霖。
至元朝时期政局平稳了，阳霖复迁回瓜畲(今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瓜畲乡地区)。下传十二世至阳明季，族分今湖南醴陵鲤浦、湖南攸县东冲、江西安福瓜畲三大衍派，皆不复杨氏而沿称阳氏，世代相传至今，成为今天著名的瓜畲阳氏大族。
阳姓起源九
源于其他少数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今回族、侗族、土家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中，均阳氏族人分布，其来源大多是在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推行的羁糜政策及改土归流运动中，流改为汉姓阳氏，世代相传至今。
阳姓起源十
源于姬姓，出自源于西周时期的古阳国，属于以国名为氏。据史籍《姓考》记载，周王朝初期，有一个附庸的小方国，称阳国，故址位于古青州南部(今山东临沂沂水)。由于阳国紧邻强大的春秋霸主齐国，在周惠王十五年(齐桓公姜小白二十六年，公元前660年)，齐桓公出兵击破阳国，并将自己齐国之人迁入其都，阳国就此灭亡。
阳国亡国之后，原阳国王族子孙以及一些国民遂以故国名称为姓氏，称阳氏，世代相传至今，为阳氏之始。
阳姓起源十一
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晚期鲁国大夫季孙阳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阳虎，即阳货，姬姓季孙氏，是鲁国执政上卿季平子(季孙意如)的家臣，著名的鲁国大夫。鲁国季氏家族曾几代掌握鲁国朝政，而阳货又掌握着季氏的家政，即季氏家族的大管家。在执政上卿季平子逝世后，阳虎专权，自己执掌鲁国政事，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后挑起了著名的“阳货之乱”。“阳货之乱”的社会背景，就是齐国势力的介入。阳虎与公山弗扰曾在周敬王姬丐十五年(鲁定公姬宋五年，公元前505年)共谋囚禁了执政上卿季桓子(季孙期)，关押在蒲圃(今山东曲阜南门外泰安一带)，为此曾求见孔子征求意见，孔子拒绝与之相见。季桓子被迫与阳货订盟后方获释。
到了周敬王姬丐十八年(鲁定公姬宋八年，公元前502年)，阳虎勾结“三桓”的一些子弟和家臣，谋刺季桓子于蒲圃，计划以季桓子之弟季寤取代季桓子，以叔孙武叔的庶兄叔孙辄代替叔孙武叔，自己则代替孟懿子。鲁国其他三家贵族即“三桓”联合起来攻击阳虎，阳虎的军队被叔孙武叔和孟懿子联手打败，只好退守自己的邑地阳关(今山东宁阳)。相持到周敬王姬丐十九年(鲁定公姬宋九年，齐景公姜杵臼四十七年，公元前501年)，阳货看看自己势孤，遂奔逃齐国，不料齐景公见其无用了，根本就不收留他，无奈之下，阳虎又奔往晋国，投靠了晋国的赵简子(赵鞅)。据史籍《春秋左氏传·定公五年》中记载：“鲁阳货执季桓子。阳货欲见孔子。”在《左传·定公八年》中又记载：“鲁三家攻阳货，阳货奔阳关。是年，公山弗扰召孔子。”
在季孙阳虎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阳虎氏、阳货氏，后又省文简改为单姓阳氏，世代相传至今。
阳姓 分布
山东省的泰安市泰山区、新泰市，云南省文山州壮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桂林市阳朔区、临桂区、灵川县，甘肃省的东乡市、陇西县，河北省的玉田县，湖南省的道县、醴陵县、攸县，四川省的广元市朝天区、南充市营山县、南充市西充县（观凤、青狮、仁和、双河等乡镇）、泸州市泸县立石镇、毗卢镇、巴中市平昌县、自贡市、宜宾高县，广汉市，贵州省的威宁市，重庆市的梁平县，湖北省的广水市，江西省赣州市，江西省南康市，江西省上犹县，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地，均有阳氏族人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