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润（最早成立的商业保险公司是哪一家）
徐润，最早成立的商业保险公司是哪一家？
如果是世界范围的话,我在一本书上看见的是"1720年,英国议会通过立法,特许伦敦保险公司和皇家交易保险公司作为公司法人经营海上保险业务."这应该算最早的两个了.如果是中国范围的话,1805年,英国商人麦格尼克在广州设立了"广州保险公司",这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家保险公司.1875年12月28日,经李鸿章批准,唐廷枢、徐润通过向社会募股20万两白银，在上海的永安街成立了“保险招商局”，专保“轮船招商局”的轮船，这是我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成立的第一家保险公司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民保险公司是在1949年10月20日在北京的西交民巷108号成立的。
李鸿章都办了哪些厂？
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会同直隶州知州刘佐禹，首先在松江创办了一个洋炮局，此后，又命韩殿甲、丁日昌在上海创办了两个洋炮局，合称“上海炸弹三局”。同治三年（1864年），松江局迁到苏州，改为苏州机器局。
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今南京晨光机器厂）。同治九年（1870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另一个是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
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现任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1875年）、江西兴国煤矿（1876年）、湖北广济煤矿（1876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唐胥铁路（1881年）、上海电报总局（1884年）、津沽铁路（1887年）、漠河金矿（1887年）、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年）、上海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灿烂文化史？
工业革命短短一百年爆发的生产力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五千年也好，一万年也罢，对于今天你我的生活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上海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新兴工商业城市，见证了中国从落后的农耕旧社会发展到先进的现代工商业文明，其本身的贡献无需多言。
民族资本主义在上海孕育出来：1869年方举赞创办发昌机器厂（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1882年公和永缫丝厂，同年徐鸿复、徐润创办同文书局（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近代石板印刷图书出版机构）……
上海反帝国主义的工人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也写下了浓厚的一笔……
民族英雄指的是那些捍卫本民族的利益和自由而英勇抵抗外族侵略的人，并不一定特指军事领域，也包括了经济领域等，上海的战斗英雄也许不突出，但经济领域没得说。
胡雪岩是李鸿章杀死的吗？
胡光墉（1823—1885），字雪岩，安徽绩溪人，中国近代著名红顶商人，富可敌国的晚清著名徽商，政治家；幼名顺官，字雪岩。开办胡庆馀堂中药店。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人称“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 胡雪岩经商，可以说是大泽龙蛇，国之奇葩。可胡毕竟是商人，虽然戴红顶子，穿黄马褂，但哪里真懂官家？他不能忍受外商霸占中国生丝出口，遂邀人“集资同买”，他拿出银子2000万两启动商战，囤丝14000余包，超出整个沪丝年交易量的三分之二，使丝价猛涨，囤积一年，沪丝价高于伦敦。
胡雪岩于1881年发起商战，当时，左宗棠坐镇两江，助胡商战，命上海道台关闭驻沪外商丝厂，且晓谕茧产地，增抽外商厘金以限制供应，捷报、沪报、申报对此都有报道。
到了1883年，外商丝厂虽未被强行关闭，却因蚕茧供应受限制而濒死。英国驻沪领事曾哀叹，中国当局的禁令若不取消，所有的丝厂都将关闭。禁令之缘起，并非出于对胡雪岩发起商战的支持，而是美商华地玛在沪投资办纱厂，与上海织布局逐利，李鸿章因与美商的关系，也附和禁令。
然而，胡雪岩是利用此禁令而发起商战的吗？非也！商战从1881年就已开始，而禁令至1882年7月始出，故其商战，自始至终，都是个人英雄主义。但胡之商战，曾得益于此，则毋庸置疑。反过来也可以说，此禁令能贯彻实施，商战之助，也是功不可没的。相比之下，李鸿章就事论事，当华地玛计划中止，李便应美驻华公使之邀，观摩美商丝厂，禁令也就适可而止。左宗棠也不见得有意要助胡一臂之力，然其兵家本性，使他对商事亦必以战言之。三人之中，只有胡雪岩坚持商战，不惜以身家性命相搏，以一己之力搏帝国主义，置生死安危于度外。
观其商战，因自作主张，非奉朝廷之旨，所以世人皆以“投机”谈胡雪岩。世上有如此的投机者吗？投机者，无不趋利避害，避重就轻，而胡则拥银三千万两，以中华首富身家，不坐享荣华，却不惜倾家荡产，欲为国家争利权，为民族伸正义，如此而言投机，真不知何为侠义。
自古以来，我国之利权，言其大者有二，一曰丝，二曰茶。当年郭嵩焘使欧，在英轮上，听说有英国商人窃取我国茶种，带走茶农茶工，种茶于印度，忧心忡忡。他不惧英人船坚炮利，而惧我国利权之失。胡雪岩此时心情，一如当年郭氏。如果他想投机，就应该为朝廷“招商引资”，开发我国利权，任外商掠取，但求分一杯羹而已。这原本也是朝廷国策，官商路线，然而胡雪岩不取。有人说，胡雪岩是“红顶”商人，他助左西征，甘为朝廷驱使，可见他想为官场中人久矣，哪有什么“独立之精神”？话虽如此，但见其一，而未知其二。其二就是君臣之外，他还有民族大义在；朝廷之外，他更有国家正义在。
雪岩一生，义薄云天。观其赠王有龄五百金，知其侠义之天性，率性而为也。当他助左公二十万石军粮，谈笑而定杭州，这哪里是求官？是本其忠义之良心，尽心而为也。当其追随左公西征，倾家担保左公军用，岂求为中国首富耶？是本其与生俱来之民族大义，尽力而为也！此次商战，他一掷千万，所为何来？是本其国家立场，捍卫国家利权，伸张国家正义，尽其国民之天理也！
胡雪岩虽戴红顶，授江西候补道，但其本性犹在，还是江湖中人；本业犹在，还是“民企”中人。从本性到本业，一个“义”字贯彻。从江湖义气到朝廷忠义，从朝廷忠义到民族大义，他与左宗棠一致。而从民族大义走向国家正义，左宗棠“廉颇老矣”，难于进取，毕竟是朝廷的人，是官场中人，朝廷与国家还难以分清，他也不想分清，因此，不能指望左能走出朝廷。
商战到了节骨眼上，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撤了，惟有胡雪岩还在。中法战事一起，朝廷召左进京，委以军事，左从此不再过问商战之事。李也回头，继续招商引资。外商丝厂也转而寻求与中方合资，国家利权勉强得以维持，而不至于完全丧失。可胡还在狙击，终于被朝廷当作肉中刺拔之。朝廷变脸，便在英雄头上浇了一盆“投机”的脏水。狙击外资入侵，也就随之变成了妨碍“招商引资”。
商战至1882年，胡雪岩还在收购生丝，囤积原材料。而李鸿章则开始收购外商丝厂，来摘商战的桃子了，一心想摆脱外商控制的胡雪岩，没想到自己反而落在李鸿章的手里，被李主宰。商战至此，性质已变，从一致对外，转向胡与李的内战，李与帝国主义合作，像当年灭太平军一样，来灭胡了。
1883年初，上海就已露了金融危机的苗头，查《晚清经济史编年》一书可知，该年1月12日，上海金嘉记源号丝栈因亏折银56万两而突然倒闭，累及钱庄40家。上海各钱庄鉴于此事，遂次第收回向各业放款，而各业因周转不灵歇业者相继而起，不过半月，歇业之商号达20余家。按照中国传统过阴历年的风俗，可说是年关难过。上海钱庄分南市、北市。正月初四一开市，南市钱庄较去年就少了一半，北市则少了三分之一。
新年异象，胡雪岩似乎尚未注意到，据夏东元撰《盛宣怀年谱长编》，是年，胡握在自己手里的生丝就有15000包，压了资金125万英镑，以当时1英镑兑库平银4两左右换算，胡投了白银约500万两，可他还不罢手，这年6月，误传意大利生丝歉收，他接着收购生丝，推动丝价节节高升，自家钱庄几无头寸可调了，便向外资银行拆借，虽拆东补西，但屹立不倒，声势依然。可有两个“没想到”给予他致命一击：一是没想到意大利生丝非但没歉收，反而大丰收；二是没想到盛宣怀背后捅了他一刀。就在这节骨眼上，胡雪岩为西征所欠80万两，刚好到还款期，用款人是朝廷，但借款却是他本人，银行只管找他要钱。这笔还款，历年都由他先垫上，协饷一到便还他，可这一回，盛宣怀先去找了上海道台邵友濂，说李鸿章欲缓发协饷，将还款拖延20天，邵为李门下，自然照办了。
盛立即串通外国银行，向胡催款，胡将阜康银号及各地钱庄的银子调来先还上，而盛宣怀通过电报，对胡的调款活动了如指掌，趁胡调空了银号，就派人去提款，挤兑阜康银号。本来钱庄市面就不好，加上中法开战，有法国军舰要来攻打上海的传言，人人自危，形成挤兑风潮，挤垮了阜康银号。
胡赶紧卖出生丝12000包，亏了银子150万两，欲救阜康，可挤兑如潮，杯水何益？市道如此，只好靠官场来救了。胡赶赴上海，找邵友濂，催发协饷，邵躲避了，给左宗棠发电报，左那边没有回音，据说，是盛宣怀派人将电报扣压了。即便如此，胡在官场朋友甚多，还有人帮忙。
挤兑，从上海总号开始。德馨，时任浙江藩司，与胡雪岩一向交好，听说上海阜康遭挤兑，料定杭州阜康挤兑会接踵而至，马上派人，去库中提出20000两银子，送到阜康，维持杭州局势。有官场维持一下，胡还不至于垮，可有人在官场也下手了。清廷据奏，问责官员在阜康银号的公私存款，问到刑部尚书文煜头上，追究一笔46万两的存款，要文煜交待。文煜回奏，自称从道员升至督抚，积俸银36万两，陆续交该号存放。于是，清廷责文煜捐银10万两，由顺天府从本地阜康银号如数提出，以充公用。接着，清廷又以该号闭歇，亏欠甚巨，将胡雪岩先行革职，并饬令两江总督左宗棠严行追究，赶紧清理亏欠，还说，胡有典当20余处，分设各省，买丝万余包，值银数百万两，存放浙省，要左一一查明清欠。
本来，胡雪岩破产对谁都没好处，因为“胡所倒约近千万两，半公卿大臣所寄放者”，恭亲王奕訢、协办大学士文煜“皆折阅百余万”，各省开报胡亏欠公款以及亏欠两江与江海、江汉关采办经费总计达240多万两，可王公大臣、各省督抚为什么还要眼睁睁地看胡倒下，而不像德馨那样去拉他一把？为什么清廷不管损失有多大，不问缘由不讲情理不去追究邵友濂为何扣压协饷，而将矛头对准他？知道什么叫杀功臣吗？这就是。一箭双雕，两个功臣一起杀。李鸿章与慈禧联手了。当年天京财宝的下落，慈禧就想查，结果查出个“刺马案”，有曾国藩在，她装聋作哑。这一回，李鸿章捅出“西征借款”案，刚好让她出一口压抑多年的鸟气，“天京财宝”案不了了之，“西征借款”案，她还不要一查到底？
胡雪岩发动商战，其自身亦有明显的缺陷，所缺有二：其一，胡非买办出身，对于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所知有限。其二，胡的重商主义，还是以农业为基础，而非以工业为主导。这两缺，使他在商战中产生了两大盲点：一是市场的盲点，当上海的丝价已经超过伦敦时，他还在盲目地收购丝的原材料；当意大利蚕丝大丰收时，他还自以为奇货可居。二是实业的盲点，胡本人从未投资过近代工业，对于近代化的工厂格格不入，发动商战，驱逐外商，还排挤了工业，当李鸿章见好就收，转向外资工厂下手时，胡仍一味霸悍，坚持商战，不肯与之合流。至此，他也就在劫难逃了。
徐大虾的真名？
叫徐润。徐大虾咯,哔哩哔哩游戏区六百万粉UP主。
2019年4月至5月,参加《up主变形记》UP主自制节目;7月至9月,参加《莽吧!变形兄弟》UP主自制节目。
获得2018年BiliBili百大up主，2019年BiliBili百大up主 ，2020年BiliBili百大up主。
《UP主变形记》由啊吗粽，力元君，在下哲别，徐大虾咯，福乐小哥，老坛胡说组成，讲述六个人相识的起源，也是组合名变形兄弟的来源。节目是vlog形式的节目新尝试，每一期节目都有六个不同的视角，是六位up主到某小村庄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近代有哪些比较著名的书局？
近代中国新式出版业的起步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重要环节。晚清以来，社会上便出现了名目各不相同的出版机构，它们有的是昙花一现，有的中途被他者合并，有的生命力极强地发展至今。本文限于篇幅，仅是介绍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书局。
近代中国的新式出版有教会出版、洋务出版和民营出版三种。民营出版起步较晚，但是崛起迅速且延续至今。较早的民营出版代表是一批石印书局。为首的是点石斋书局，由英国商人美查创办于1879年，该书局于1884年创刊《点石斋画报》，畅销十余年。随后而起的是广东人徐裕子和徐润于1882年创办的同文书局，规模较大，有石印机12部，雇工五百余人，石印出版了多部古籍，跃居当时石印业之首。
到19世纪末，就不得不提对出版业影响深远且经营时间最久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在上海创办，一开始只以印刷为业，后不断集资和吸纳人才，发展为集编辑、印刷和发行于一体的、清末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早期的出版业务主要是编辑外语读物、外语字典以及外国学术名著，符合当时上海外语热的社会需求。清末新政之后，商务印书馆秉承着“昌明教育”的宗旨，开始从事教科书出版，对清末的文化传播和教育发展贡献巨大。
近代另一个出版巨头，非中华书局莫属。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由陆费逵、戴克敦、沈继方、陈寅、沈颐在上海创办，以“开启民智”为宗旨。中华书局采取的是多元经营模式。它在创办初期的主要业务包括：加入出版教科书的行列中；编印出版一批很有影响力的工具书，如《辞海》；创立八大杂志，影响较大的有《中华教育界》和《大中华》；1926年，创办中华函授学校。到了1929年，中华书局还创办了中华教育用具厂。可见其发展之多样和迅速。这些大都有益于当时社会文化的进步。
其他比较有名的书局：1902年成立于上海的文明书局，对版权事业和印刷革新都有所贡献，不过在1915年被并入到中华书局；创办于1913年的上海中小型出版机构——亚东图书馆，与近代多位名人关系密切；1917年沈知方创立的世界书局，初以出版通俗小说为主，后在教科书出版方面，与商务、中华三足鼎立。除此之外，还有广智书局、开明书局……
清末民初的中国，迫切需要良心出版社来传播文化，启迪民智。今日之中国已愈发强盛，出版社也层出不穷，但是时代仍然需要他们恪守出版业的文化自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优秀的文化作品，营造富有深度和底蕴的学术环境。而非只追求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1、刘志琴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2、王伟：《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竞争与合作（1912-1949）》，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3、吴永贵：《论清末民营出版业的崛起及其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