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刀,你遇到或听说过哪些渣男渣女的故事?
女刀，你遇到或听说过哪些渣男渣女的故事？
老公出轨女秘书！和老公互送绿帽！卧病在床后小三住到家中！为了孩子不得不维持的羞耻婚姻！真是毁了三观！
玲子是一所大学的副教授。她在我家附近有个工作室，下午三点左右,她常叫我去她那喝茶。
我们换上软底的布拖鞋,像男人一样,把腿高高地搭在布满书籍、电脑的桌子上,一边喝咖啡,或是绿茶,一边望着窗外谈天说地。
玲子有一对男孩,她指着孩子们的相片告诉我:
“我结婚很早,念小学就有小男孩追求我,他也许早就忘了,可我的女人味却从那时就生长出来了。日本人天生是个对男女问题颇有兴趣的民族,性成熟很早,小学生谈恋爱一点也不稀罕。”
我便笑着追问:“那后来,怎么就嫁现在这位先生啦?”
玲子抿着小巧的嘴,望着窗外的近山远峰,慢慢地说:“鬼迷 心窍!”她看来不想说下去,我也就不好追问了。
玲子看看表,匆匆站起来说:“哎呀!我要去幼儿园接孩子了!”
玲子也邀请过我去她家玩,她的家种了好多菊花,玲子在院子里忙来忙去,她说这一切都是她自己动手做的。
两个孩子,大的五岁,小的三岁,都长得胖乎乎的。我注意到三岁的孩子胖胖的小手上有几道奇怪的伤痕,不像打的，也不像咬的。
玲子举起孩子的小手,用口轻轻地吻着,眼角里滚动着若隐若现的泪光,她说:“你哪里知道,这伤是被他那没心没肺的父亲用脚踩的!”
我吓了一大跳,一下子愣在那了……玲子轻手轻脚地走过来,把身子靠在门上,说:
“你早晚也会知道我的故事,大学好多老师都知道,我何不亲口告诉你,因为别人口里出来,又是另一番故事了。”
玲子在东京圣心女子大学念书时,认识了作曲家后藤。后藤是一个潦倒的音乐家,父亲是铁道工人,母亲打零工。
后藤在东京交响乐团和同事处不好,他是一个性格很孤僻的男人,本来合约签了三年,才一年半乐团就把他赶出来了。
那时,玲子的母亲为女儿在东京租了一间房,后藤就住在玲子隔壁,追玲子的男人好多,常把情书和鲜花送上门来。
当然有弄错的时候,寂寞潦倒的作曲家家对送错了的情书和鲜花一律来者不拒,玲子气冲冲地找上门去和他评理,一来二去反而成了朋友。
玲子也喜欢音乐,于是,寂寞的冬夜,他们常一起围坐在地上,听美妙的音乐。
玲子觉得这个苍白、清高、近乎神经质的作曲家的内心有一种很深沉的东西,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才气和灵气,是内心的躁动。
是不安分于日本社会贫富、贵贱之间滞固的社会阶层的躁动,作曲家为玲子写了好多乐章,他想像她是一朵百合花,圣洁的、美丽的花。
不久,她和他同居了。白天,玲子去学校,作曲家在家,夜里,作曲家去酒吧演奏,玲子也会跟着去。
从小在很优裕家庭环境中长大的玲子,在酒吧里第一次见到次见到日本社会灰暗的一面。
她看见那些陪酒女郎,每晚浓装艳抹,跟男人浪声浪气地调情,男人给了几个钱,便搂着男人又亲又吻,男人给更多的钱,便跟男人上情人旅馆开房间。
这些女人大都没受什么好的教育,来自贫困下层社会。玲子问作曲家,有男人娶她们吗?
作曲家说,其实,那些来喝酒,和陪酒女郎寻欢作乐的大多是有钱,有社会地位的男人,他们之中也有不少人未婚,正在物色太太,但他们绝不会在陪酒女郎身上寻找婚姻。
“他们是玩弄她们,找太太,他们只会要你这样的好女人!”作曲家告诉玲子说。
玲子听了,生气地用力摇头,“找一个和这些女人鬼混的男人当丈夫,我才不干呢!”
玲子靠紧了他的作曲家,她从没看见作曲家和那些女人有什么交往,那些女人也很敬重他。
落魄的作曲家就是在酒吧这样乌七八糟的地方也坚持他的清高,他的追求,他一丝不苟地指挥着他的小乐队,倾注着对艺术的真爱和执著。
他不沾一滴酒,他对酒吧的男人和女人有一种知识人的悲天悯人的情绪。他说,他希望音乐能净化人,哪怕是在酒吧这样的地方。
玲子的母亲并不知道玲子的恋爱,或者也可以说,并不在意女儿的恋爱。因为日本社会重婚姻,轻恋爱,恋爱并不是婚姻的前奏曲,恋得再深,说分手就分手。
恋爱可以爱和谁就和谁,而结婚则不然,一定要看学历、金钱、门当户对、前景。她对独生女儿的婚事早有想法了。
玲子的母亲从来没有生育过,玲子是从孤儿院领养的。日本人一般自己没有小孩时,很少领养小孩,可玲子的母亲是在一家妇女慈善机关当常任理事。
她有一次到孤儿院视察,看见九个月的玲子笑得甜甜的,穿着白色的碎花小裙子,张着胖胖小手。
理事走过来,情不自禁地抱起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小女孩把头埋在她的怀里,她放下小女孩要离去时,小女孩居然大哭起来,口里喃喃叫喊着:“妈妈,妈妈。”
理事的心碎了,旁边的人也一同掉下眼泪,于是,理事决定收养这个孩子,成了玲子的母亲。
玲子的母亲十分仔细地查阅了孤儿院中收藏着的玲子的有关材料,她惊诧地发现,玲子是一个陪酒女郎兼舞女的风尘女子的私生子。
母亲也许为了自己的生计问题遗弃了孩子,她在玲子五个月时还曾经给孤儿院打过电话,问候玲子的情况,不过从此就下落不明,不知知去向。
理事把玲子抱回家中,日本人对对领养小孩的事是很公开的,所以玲子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从孤儿院被妈妈抱回来的。
妈妈对自己有恩德,自己要乖乖听妈妈的话,千万不可以任性。所以,玲子对母亲的话,从来都很尊重。
母亲送玲子上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中学、大学,培养她的贵族意识,她告诉了玲子有关领养的一切,却瞒过了玲子的生母是风尘女子的事实。
甚至对自己的丈夫,她也只字未提。她年龄愈大,愈加疼爱玲子。她的疼爱是无无微不至的,也是颇有压力的,她放任女儿做一些她认为无关大局的小事。
允许她有一定的自由限度,比如放她一个人到东京这样红尘滚滚的地方读大学,让她—个人租房子独住,而不是住在她的姨妈,玲子母亲的妹妹家,尽管那样可以省下不少房租钱。
玲子在东京一住三年,她和作曲家形同夫妻,只有玲子母亲来时,他才会到别的朋友家暂住。玲子母亲在女儿房里可以发现许多玲子与男人同居的蛛丝马迹,但母亲并没有深问。
其实,绝大多数的日本女人在她们的姑娘时代时,与异性的交往都是很随便的。玲子母亲告诉玲子要避免有孩子,玲子笑笑,显得颇有自信的样子。
玲子很快就要毕业了,母亲希望她继续深造,而玲子却想在东京找工作,和作曲家安定下来。她第一次和母母亲谈到她的男朋友,母亲一边若无其事地似听非听,一边帮玲子整理屋 子。
“不行!玲子,你这样太让妈妈寒心,该和他说再见了,赶快回九州去念大学院(日本的硕士、博士研究院)。”母亲说。
“我考不上的,竞争那么激烈,再说,我从来没有做一个学者的心理准备…………”玲子说。
“就报你父亲的专业好了,学者并不难,有条件谁都会当。多向你父亲讨教,你已经长大了,将来的路父母已为你想好了。大学毕业能干什么?如今谁不是大学毕业!”
母亲过来,把玲子的头放在自己怀里,像小时候一样,“忘掉他,那个作曲家!做丈夫他不合适,大学时代的情人都像做梦,一毕业梦就醒了!”
玲子穿上美丽的和服,领口上别着家徽,暗示人们她来自历史悠久的上流家庭,父亲和母亲都一直等待着参加毕业典礼,玲子代表应届毕业生上台接受校长的祝辞。
接着是无休无止的祝宴,父母已帮她退掉房子,一家人暂住姨妈家里,玲子甚至抽不出身来和作曲家见面。她知道,毕业典礼那天,他也来了。
他悄悄地站在最后面,他的脸上是深沉的神情,不知是恨玲子,还是依然在爱。玲子因为穿着高跟跟的木履,必须小心走路,父母又跟随左右,她经过他面前时,轻轻地说了一声：“后藤君,谢谢!”
母亲立即挽着她离开了他的视线。母亲亲自去接每一个电话,也不许玲子对外打电话,一家人心照不宣,把玲子事实上软禁起来。
玲子从母亲和父亲眼神里看出他们的果断,梦该醒了!她想起母亲的话,伏在窗台上,看东京深夜的万家灯火,哪一盏灯是属于他的呢?
她哭得眼睛都肿了起来,晚上必须服安眠药才能人睡,她想写信给他,又不知他现在住在何处?他是知道她姨妈家在哪的,可他根本无法进来,姨妈家住在高层住宅,十七层呢!
楼下是值班室,必须要接通姨妈家的问话机得到许可才能进来。玲子坐在临街的房间窗前,一坐就是好久。
她突然看见有一个男人在楼下徘徊,穿着风衣,戴着墨镜,双手插在衣袋里,就这么一趟一趟地来回走着,她的眼泪—下蒙住了双眼。
她知道,那是作曲家,他来找她了!玲子推开窗子,四月的春夜还有几许寒意,她不敢大声叫,便挥舞着她的绸巾,在暗夜中拼命挥着。
他没有看见,他怎么能够看见?玲子疯了般地推开父母房间的门,一下子跪在地板上,给吃惊的父母磕了好几个头:
“妈妈,爸爸,请允许女儿和后藤君话别,我们相爱三年,我以后不会再见他了,请允许我们把话说清楚吧!”
父亲不吭声,吸着烟斗,翻开了一本厚厚的书,母亲扶起了玲子,说:“女儿,你让我们好失望呀!如果你执意要见他,妈妈会让你去,不过,我想这对你并不好,对他也不好,一了百了,何必要再见面说清楚?男人和女人的事又如何说得清楚?还是不辞而别好啊!”
玲子抽泣着回到自己的房里,把灯关上,爬到床上,用被子盖住自己冰凉的身子。忽然,房间门打开了,母亲轻轻走了进来,对玲子说:
“后藤君在对讲机里,你可以和他说再见,但不要讲太久了,姨妈心里会不安的。”玲子立即冲到玄关,抓起对讲机,泣不成声。母亲拍拍她的肩,放了一杯红茶在旁边的桌子上,然后走开了。
“后藤君,我要回九州去了,你要多保重,再见了,后藤君。”她边哭边说。
“玲子!玲子!不要伤心,我会到九州找你的,别说九州,就是天边,我也会寻了去!”作曲家的声音也呜咽了。
“你一定要来呀……”玲子头一昏,昏倒在玄关里了,对讲机悬在空中,是作曲家一串串焦急的问候…
玲子跟父母回到了九州,在父亲任教的大学苦苦攻读了六年,她住在家里,生活规矩,和父亲讨论学问,父亲是她的指导教授,也帮助母亲操持家务。
她深居简出,除了在研究室、图书馆,很少能看见她的身影。她成了大学里人人皆知的用功学生,毕业后,便到女子大学任教,走上了父亲的人生道路。
作曲家再也没有和她见过一面,东京离九州,飞机两个多钟头吧,可却隔断了他们之间的感情。
有时,玲子眼前还会浮现出他的身影,想到他曾说过,要到九州来找她,可他食言了。男人的心啊!怎么靠得住!
玲子想到这,总会望望南方天高云淡的蓝天,对自己说,幸好我也忘了他,不然等待的女人一定会毁掉自己的人生。
她稳重的学者风度一如她沉静的内心,在大学讲台上为女孩子们做出榜样。很快她由助教、讲师升上副教授,年薪颇为丰厚。
她终于结婚了,老公是父亲多年世交的长子,东京大学法律系的高才生,在九州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老公沉默少言,因为玲子另有教职,无法协助老公的工作,所以律师所请了一个女秘书,比老公还大两岁,是一个姿色平常的独身女人。
老公说,他和这位名叫顺子的女人早年相识,顺子做事井井有条,责任心强,可以信任。
玲子见过顺子,眼她谈了一次话,心里却并不怎么喜欢她,觉得顺子在躲着她的目光,而当玲子偶然猛一回头时,又看见她正偷偷地盯着玲子。
玲子不觉浑身一阵寒意。她跟老公说起她对顺子的感觉,老公漫不经心地听着,手里却神经质般地玩着自己的领带,说了一句:“你多心了。”
玲子立即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老公的律师事务所在城里,玲子任教的大学却在群山之间,而她们的家又在郊区,正好形成了一个三角形。
玲子很忙,因为大学教学任务繁重,还要不停地写论文争取升级,拿终生聘书。加上孩子的出生,玲子简直无法承担生活的压力。
老公几乎每天一大早就出去,深夜一点多甚至两三点才回家,他每次回来玲子和孩子都早已进人梦乡。
老公总是轻手轻脚地进来,从不开灯,像一个幽灵似的。有一次,他一脚踩在孩子的手臂上(日本人睡在地上,一般不睡床),孩子大哭,玲子疯了似的拿起一个枕头就朝他身上扔去.…
老公在玲子身边悄悄躺下,玲子转过身去,泪水无声地顺着眼角浸透了雪白的枕头,她和他的见面似乎永远都在黑暗中。
玲子想,他为什么夜归时从不开灯?立即脱衣躺下?是在掩饰着内心的某种隐秘,某种不安?还是为了不把她和孩子吵醒?如果是后者,那很平常,如果是前者,那又意味着什么?
丈夫很快响起了鼾声,玲子却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黑暗中,玲子白如凝脂的嗣体美丽地舒展着,而他,却很少碰她。
她不禁转过身去,在黑暗中仔细打量他的睡着的身躯,老公是很英挺的男人,有着日本男人不多见的长腿和宽肩………
玲子和老公就这样冷冷地僵持着。女人的心毕竟是脆弱和敏感的,她受不了老公的冷漠,曾委托一家私人家庭问题侦探所帮她调查老公的问题,结果很快就送到了她的书桌上,有厚厚一叠照片。
她眯起眼睛一张张仔细地地端详,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照片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有一张简直可以放大,摆到摄影展上去。
那是一个斜风细雨的初冬黄昏,老公和一个女人撑着一把不大的伞,在风雨中并行,丈夫的脸向着前方,女人的脸却略略地倾向丈夫,两人都穿着风衣,女人的脚上是一双细跟的高跟鞋,拍打起一些雨花来,丈夫的脸很安详,带些心满意足的微笑,女人简直就是欢愉的,笑得嘴角弯成一道弧形。
玲子对着这个女人苦笑了一下,玲子认识他,她就是老公的秘书—顺子小姐。
玲子的心反而松弛下来,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她把相片通通捆好扔在垃圾桶里烧了,她根本就不打算找丈夫吵闹,她从此对丈夫的迟归甚至不归和他的冷淡找到了答案,她好像有些同情他。
因为侦探告诉她,他的丈夫早在大学时代就与顺子相爱,他们是同班同学,但是顺子家庭来自一个部落家族,部落民是日本社会遗留下来的尖锐问题,在社会上受到歧视。
顺子能上到东京大学,说明她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可是传统保守的玲子的公公婆婆就是不同意儿子与顺子的婚事,于是老公顺从父母,娶了玲子。
顺子自己早已通过司法考试,有律师资格,可为了与玲子的老公朝夕相守,她放弃了个人的事业的发展,从东京来到九州,在玲子丈夫的律师事务所做了一个秘书,心甘情愿地和自己相爱的人成了秘密情人。
玲子从他们的情事上想到了她的作曲家,那个忘恩负义的男人,他说过要来九州找她的,一晃几年过去,他却却是音讯查然。
玲子想到这,反而认为丈夫和顺子才是真爱。玲子从此埋头于自己的事业,对丈夫不闻不问。偶而见到顺子,她便意味深长地一笑,热情地邀她去喝咖啡。
她甚至认为自己是丈夫和顺子之间的障碍,恨不能躲到深山去做个修行的尼姑。可是,她不能离婚,因为她和丈夫都是颇有社会地位的人。
有一次,她和丈夫提起她想离婚的念头,丈夫立即说:“我们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要闹得满城风雨,惊动父母不得安宁呢!”
玲子觉得也对,婚姻原是一个社会的需要,社会要人们安定,她不可能和社会和父母作对,她知道丈夫的心事,就是离了,他也不能与顺子结婚。
玲子在患子宫瘤时,丈夫和顺子守在她的身边,顺子住到她家来,帮忙照料两个小孩。
玲子母亲不时地夸奖顺子,玲子不吭声,心头却苦闷不堪。她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没有意义,玲子原是个最渴望爱的女人哪！
一天，玲子突然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声音很熟,他邀她到日航饭店咖啡室小叙,他说,见到我你就该知道我是谁了。
玲子知道,那个男人,那个作曲家来找她了，她穿着一套玫瑰色的套裙,带上一个月牙形的珍珠饰物在胸前。
她从汽车的反光镜中端详自己,依然是一个十分动人的少妇。咖啡室里人不多,她径直向最左边一个桌子走去。
她看见一个男人在读《朝日新闻》的报纸,手上是一杯没有热气的咖 啡。她轻轻地坐下去,他们的目光相遇了。
玲子抽泣起来,埋下头。他握住她的手,说:“好了,别哭,都做了母亲,做了教授了!”看来,他知道玲子的一切。
原来,作曲家在玲子离开东京之后,得到一个民间财团的资助,到维也纳进修。几年的留学和异乡生活,使这个男人成熟了,去了许多傲气,多了一些平和。
他创作了不少很叫座的歌曲,也有了理论上的论著,在一流乐团站稳了脚跟。他接受了九州交响乐团的邀请,来九州工作。
他依然未婚,他说这些年来仿佛是为玲子活着,他认为玲子母亲瞧不起他,如今他有了事业,玲子却早已嫁做人妇了…
他掩住脸,眼泪从手指间渗了出来,肩膀抽动着。男人的悲哀使玲子深深内疚,她递过手帕,伏在他身旁说:“我们订一间房,好好谈谈吧!”
当他俩掩上房间门时,玲子就忍不住伏在他肩上抽泣起来,她说:“后藤君,我一点不快乐,我求你原谅我!”
以后,玲子常到城里去和作曲家幽会,他们在一起度过许多快乐时光。玲子并不认为对不起她的丈夫,相反,她觉得对不起作曲家,她不能和他结婚,也不能为他生孩子。
她要作曲家结婚,作曲家摆摆头说:“算了吧,不要再去害一个无辜的的女人,能和你长相守,我也就够满足的了!”
玲子的丈夫很快发现了妻子的变化,他从不和她谈起她为什么常常进城,把孩子放在外婆那。
玲子知道丈夫一定和她样,也去过私家侦探那,知道她的一切情事。玲子从丈夫眼睛里读出了他的某种释然,丈夫好像显得有些高兴,仿佛是为了玲子也找到了自己的爱而高兴。
玲子不禁打了个冷颤,看来,丈夫的心心念念全在顺子身上,他和她不过是名义上的夫妻,他甚至一点也不在乎玲子的外遇。
有时玲子进城去见作曲家,要把孩子们送到外婆那,孩子不肯离开玲子,丈夫就帮着说服孩子,说:“让妈妈休息一下,妈妈能快乐我们也快乐,对不对?”
玲子咬着嘴唇,不吭声,她立即把孩子塞进汽车,扬长而去……终于,玲子忍不住了,她向丈夫把一切都讲了,她定定地望着他,说:“我们是不是考虑离婚呢?”
“没有那个必要吧!”丈夫不肯对视她的目光,转过身去,一字一句地说,“玲子,我们就这么维持现状吧！为了孩子和老人！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
听完这个故事，我也很无语…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想法。这真的是个渣男老公！
最后，我想说，相爱不易，生活更不易。只愿你我的余生，能真正和相依相爱之人相伴一生。
石榴裙下命难逃有道理吗？
俗话还说：能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智者所见，各有不同。你有你的活法，他有他的死法。这事干吗还要文邹邹地讨论一番？因为俗话还说：长在河边走，难免不失（湿）足。
色字头上确实悬着一把刀，石榴裙下沉迷太久，是很容易精尽而亡的！这话非常非常的有道理。
二战时期有哪些惨无人道的实验案例？
“人和狗一样都有谱系，有人在实验室中培养出良种犬，我也能在里面培养出良种人。”
约瑟夫.门格勒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生，酷爱人体实验，曾试图将一对双胞胎缝在一起制造连体人。据统计，死在门格勒手中的囚徒足有40万人，遂其有个绰号叫“死亡天使”。只是不知这个顶着“医生”头衔却做行恶事的人，为何会被称为“天使”？
1944年，伊娃与家人在罗马尼亚的一处犹太人街区被捕，而后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当伊娃一家人下了运输车被赶着走向集中营时，突然一个纳粹军官如发现新大陆般，兴奋地向另一位军官喊道：“双胞胎，那儿有一对双胞胎。”
伊娃不知道双胞胎在奥斯维辛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是与双胞胎姐姐一起被拖到队伍的另一端，任凭伊娃的母亲如何哭喊都于事无补。伊娃姐妹从此再也未见过家人，那一年她们只有10岁。
紧接着伊娃姐妹见到了许多对双胞胎，她们一起被迫剪掉头发，同时在手臂上标注好记号，然后被赶到一间简陋的大房子中一起居住。每天早晨，伊娃姐妹与其他双胞胎一样，都在5点钟起床，6点钟点名吃完早餐后，就开始接受各种人体实验。
令伊娃姐妹记忆犹新的是，每周一、三、五这三天，她们会在长达8个小时的时间内，被迫站在一个房间中央，接受一位医生仔细比对她们身体的每一部分，并记录下详细数据。据说那位医生是想更多地了解双胞胎之间的不同之处。
而每周二、四、六这三天，伊娃姐妹要进行血液检查。她们会被紧紧绑住手臂，然后从左臂抽取大量血液。因为长时间抽血，以致伊娃失血太多而多次昏厥过去。而那位医生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研究一下人类失去多大剂量的血液后还能继续生存。
每周唯有周日那天，伊娃姐妹会得到一块肥皂，可以进入淋浴间洗澡。那是伊娃姐妹在奥斯维辛少有的短暂快乐时光，但她们却不知道那块肥皂，竟是用人体的脂肪制成的。而那位给伊娃姐妹做实验的德国医生就是门格勒。
1911年，门格勒出生于德国冈兹堡，父亲原是国家人民党的元老，后来成为纳粹主义的忠实拥趸。门格勒是家族中的长子，因为弟弟颇具商业天赋，所以他需要学习另外一门学科，于是就选择了医学。
1938年，门格勒已在慕尼黑大学连续获得两个博士学位，而在此期间，门格勒曾在莱比锡大学附属医院的儿科实习4个月时间。也许就是这段实习经历，让门格勒养成了对儿童的“偏爱”，以及经常面带微笑的习惯。
当时希特勒的目标除了众所周知的军事行动外，就是实现德国的种族优化。希特勒为实现自己的这个最大目标，不仅将人类种族大致划为7个等级，而且还实施了专门繁衍纯种雅利安人的“生命之泉”计划，甚至还实施了各种人种改良的人体实验。
而门格勒的第一篇博士论文《对于四种种族人类的前下颚部分的种族形态学研究》，就是关于人类学的课题。所以门格勒就成为德国党卫军急于笼络的优秀人才，以助力希特勒证明雅利安人是最优秀人种的理念。
门格勒参军之初还怀揣报国之心，参加了1941年的苏德战争，因身负重伤成为无法参加战斗的人员，自此远离了战场。也许这对于门格勒来说是一种远离死亡的幸运，可对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几十万囚徒来说却是一个天大的悲剧。因为门格勒虽是医生，但其对救死扶伤并不感兴趣，却将所有精力都用在那些变态残忍的人体实验上。
1943年，门格勒因为奥斯维辛的吉普赛人营的医生退役，遂顶缺替补进入奥斯维辛，很快就凭借短时间内消灭了整个吉卜赛人营的功绩，而被晋升为奥斯维辛主治医官之一。
其实在奥斯维辛决定一个囚犯生死时，往往只需要让其出列，然后将其赶到毒气室的几秒钟时间就足够了。但是门格勒却喜欢穿着整齐地带着白手套，脚踩擦得锃亮的皮鞋，一边听着音乐，一边面带微笑温和地与自己的“猎物”交谈。
等到门格勒详细了解了“猎物”的情况后，才开始决定“猎物”的命运。凡是那些带有伤疤或小斑点，或是身高不在门格勒划定身高区间的囚犯，一律被送入毒气室。
门格勒这种看似思想“洁癖”的行为，也许就是为了挑选出“不适合劳动的人”直接消灭掉，而剩下的那些“适合劳动的人”就进行人体实验。1944年7月22日，曾有150名囚犯被送进奥斯维辛，只有21个男人与12个女人被挑出劳动外，其余人等都被直接赶进毒气室。
门格勒等人为测试飞行员穿怎样的飞行服才能耐寒，于是就让被实验的人穿着飞行员服装浸泡在冰冷的水池中，以便对他们的身体变化进行反复测量。甚至有时被实验者还要脱光衣物，然后在零下6℃的室外持续呆上几个小时。如此恶劣的低温实验环境，许多人都被直接冻死，即便有幸存下来的人，也多已处于低温休克状态。
还有一种高海拔研究实验为了测试飞行员在高空承受压强的能力，竟将囚犯赶进真空负压室，然后通过不断升高压力，直至囚犯的肺部炸裂，或是看着囚犯们以头撞墙，以便记录人类承压力数据。
如此种种都让我们想到了日本的731部队，但这还不是门格勒最令人发指的行为。有人曾说门格勒之所以获得“死亡天使”的绰号，是因其对集中营的孩子们毫无怜悯之心，残害了太多的天使。而他为了让孩子们变得温顺听话地躺上手术台，居然送给孩子们蛋糕与糖果，并让孩子们喊他“好叔叔”。
门格勒在虚假伪装之下，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种改良目标，让一个接一个的孩子躺上手术台，然后在没有丝毫麻醉的情况下切除孩子们的器官以供研究，或是为孩子注射各种病毒或细菌做实验。
伊娃记得门格勒经常给其右臂注射一种未知药物，每次注射都是一连5针。有一次注射完后，伊娃突发高烧，四肢浮肿，甚至身上都出现了巨大的红色斑块。门格勒带着一群医生来看伊娃，给伊娃量了量体温，遂断定伊娃可能活不过两周时间。
于是伊娃被遗弃在病房内再也无人问津，幸得伊娃凭借顽强意志力，强撑着爬到房间另一角的水管处喝水，才得以活下来。两周后，伊娃退烧了，各种病症也逐渐消失，于是她又被送回门格勒实验室。可当伊娃看到姐姐玛丽亚时，惊讶地发现玛丽亚已变得目光呆滞，木讷寡言。
门格勒最擅长的研究领域就是双胞胎，所以门格勒在奥斯维辛除了伊娃姐妹外，还做了许多有关双胞胎的实验。这些无辜的孩子不是被门格勒杀害，就是被门格勒肢解，甚至还被当作“人造连体双胞胎，实验品。
有一次，门格勒没有亲自执刀，而是站在旁边指挥其他纳粹医生，将两名吉普赛儿童的身体皮肤割开，然后将两个孩子的身体像缝拼布一样缝在一起，试图让他们在伤口愈合过程中自动组合成连体人。结果两个孩子因伤口严重感染，在非人的痛苦中慢慢死去。
还有比这个实验更让人无法接受的就是门格勒的“眼球实验”。门格勒为了实现通过药物注射控制虹膜颜色，以达到人为改变眼球颜色的目的，竟在孩子们躺在手术台上毫不知情，甚至未打麻药的情况下，直接向孩子的眼球中注射燃料或化学药剂。
门格勒的“眼球实验”从来没有成功过，而那些孩子们在撕心裂肺的痛楚中大多永久失明。战后，据一位集中营纳粹医生回忆，1943年9月，当他来到奥斯维辛吉普赛人营时，看到门格勒实验室的木桌上摆满了各种颜色的眼球。这些眼球都被标注着特定标签，并被按序编号。眼球的颜色有紫罗兰色、绿色、淡蓝色以及淡黄色等多种颜色。
尽管门格勒如此残忍，但因其善于伪装的小伎俩，使其在那些懵懂无知的孩子们眼中，不像其他纳粹士兵那样粗鲁，竟被当成和蔼可亲的“好叔叔”。
可就是这位“好叔叔”从各地集中营寻找来1500多对双胞胎儿童，而这3000多个孩子大多数都死在了门格勒实验中，只有不足200人活了下来。其中伊娃姐妹幸运地熬到了1945年，等到了苏联军队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一天。
还有一位幸存者在奥斯维辛，永远失去了双胞胎弟弟奥列斯基。据那位幸存者回忆，当时门格勒为奥列斯基一连做了4次手术，其中一项有关脊椎的手术致使奥列斯基下肢瘫痪，再也无法站立。后来门格勒又切除了奥列斯基的生殖器官，等到第4次手术后，奥列斯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相比而言，伊娃姐妹能一起活下来是何等幸运。
伊娃姐妹得救了，可门格勒却凭借假身份证逃离了德国。1946年，23位纳粹医生在德国纽伦堡市的国际军事法庭上，以参与T-4行动并在战俘或集中营囚犯上做医学实验的罪名，接受了审判。只有门格勒成为唯一一个缺席审判的纳粹医生。
后来经过证据倒推，门格勒成功躲过了美、苏两国的搜捕，先回到老家冈兹堡，后又靠假护照偷渡到了南美洲。1985年，苏、美、德三国加大了通缉门格勒的力度，并通过一系列线索的挖掘推断，门格勒先后去过阿根廷、巴拉圭，最终有可能在巴西小镇坎迪杜定居过。
坎迪杜之所以被高度怀疑，是因为镇上80余户人家中竟有38对双胞胎，不仅是这里的双胞胎出生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0倍以上，甚至这些双胞胎几乎都是雅利安人种。当然巴西原本就有不少德国人定居，而坎迪杜也多以德裔为主，也许这也是坎迪杜的双胞胎多为雅利安人种的原因之一。
后来根据坎迪杜居民回忆，上世纪60年代，坎迪杜突然来了一名兽医，声称不仅能让母牛多多产崽，而且还能治疗妇科疾病。于是就有人因坎迪杜多双胞胎现象，认定那位兽医就是门格勒，而晚年的门格勒也真的实现了“人为制造雅利安人种”的梦想。
门格勒的逃亡经历迄今没有定论，但无论怎样，门格勒逍遥法外，躲过法律惩罚，都是不争的事实。其实早在1979年，门格勒就在巴西一处度假圣地游泳时，因突发心脏病猝死，享年68岁。
曾有人感觉门格勒的死亡方式颇有些被特工暗杀的意味，以色列的摩萨德也确实一直在满世界，追杀这个沾满犹太人鲜血的刽子手，但除了利用DNA检测确认死者是门格勒外，其他有关门格勒是否死于特工追杀的传闻，并没有实锤证据佐证。
2005年，一座门格勒的雕塑在其故乡冈兹堡的一家小学校园中落成。当然这座雕塑不是为了纪念门格勒，而是为了缅怀在其手中枉送生命的数十万冤魂。
雕塑上的铭文写道：“没有人可以将他自己与其民族的历史切割。一个人不该也不能让历史睡去，否则历史会再次重演，并且成为现实的一部分。”铭文的四周则雕塑着许多哭泣和受到惊吓的眼睛。
其实门格勒的罪恶只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冰山一角。据说按照奥斯维辛当时的规定，所有囚犯都可供德国所有纳粹医生共享使用。
简单说就是奥斯维辛之外的医生，只需要支付几个马克，就能随意对一名健康的囚徒进行医学实验，甚至还有些制药厂也可以通过付费方式，委托奥斯维辛的纳粹医生在集中营中进行人体药物实验。
也许有人感觉奥斯维辛集中营距离我们太远，德国纳粹施加在犹太人身上的灾难，我们无法感同身受。其实日本731部队的罪恶相较奥斯维辛集中营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我们要了解并铭记二战历史，才能更好的避免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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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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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大弟子(13.11),要用泰山a级泰山十八盘(泰山商店买),有条件就连东皇剑和太上感应诀一起买,东皇剑记得铸9暴击,只有暴伤可能会触发次数太低。
3.
注意,如果特别穷困的话……虽然不太可能,但如果真的没银两买a级泰山十八盘,可以用襄阳魔教护法掉落的b级八仙剑法(残页16合1)
